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而是根据其对民众的影响来定义。

知识分子在当下遭到了贬损，诸如在大众口中被沦为“砖家”、“自私分子”等，这种不满的极端情绪甚至被人借用尼采的言说语法表达为“知识分子死了”。之所以说其是极端的，缘由在于，这种言说忘却了知识分子对社会既有成就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同时，它又是一种训诫，“死了”一语双关，既对于那些一生为为思想而活的知识分子充满敬意，亦为对当下社会现实理论回应的不足而充满怨言。

无疑，知识分子并不是单纯的以“用大脑工作的人”就可以界定的称谓，而应该是一种定位。按照西方学者利奥塔的说法，知识分子的心中一直认同并维护某种崇高的价值，并把自己放置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等位置上进行思考。这就是说，与知识分子相匹配的是他们心中的“律令”。这种律令的获得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对于真理的冲击之后，人们开始责难知识分子所要固守的价值烟消云散。

现在至少有两个片面的发展趋向深深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一方面是过于迷恋一种“靠思想而活”，使得知识分子过于走向一种抛开普遍价值传承的“道统”捍卫的角色，堕落成为了迷恋知识的技术性这一层面的投入与产出之间比例的计算，工具理性的思维严重侵蚀了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是纯粹的“为思想而活”，一些知识分子躲进了象牙塔，关起门爬梳文字，制造生僻的概念，进行着马克思所批判的“词句喧嚣”。这样一来，民众最需要对于社会现实有一个合法、合情、合理的理论阐释时，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各种思潮涌现的时代，却见到知识分子的失语。

实际上，“靠思想而活”与“为思想而活”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关系。纯粹“为思想而活”的学者也许认为现实太不“纯粹”，而倾向于对学术超然于现实的向往，在古今中西文本中任由思想驰骋。实际上，任何有作为的思想构造都逃脱不了在“文本――现实”这样一个框架中周旋。任何文本所给予的思想转变成的思维结构也必须在接地气之后，才能最终使这种思想达到历史的高度。

首先，知识分子纯粹“为思想而活”不过是一种自我放逐，依据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政府进言服务；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纯粹保持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后者通过一种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并透过批判的三棱镜来阐释世界，这样的批判能力置放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在终极价值折射下持有一种强大的“历史纠偏”的功能。但是，今天的现实，知识分子却俨然失去了这一对社会最为宝贵的价值，从而出现了双重的堕落：一是知识分子在“资本逻辑”中将知识与经济牢牢地焊接在一起，从而实现自我的成就感；一是知识分子表现为面对现实状况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情结，而沦落为仅仅为现实辩护，而不是对现实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刻的揭示，这一点正如海尔・布伦纳所批判的，任何不能够深入领会到现实中内藏的本质这一“辩证法特质”的人，都终将失去其理论的价值。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知识分子一旦放逐自流，缺乏应该拥有的历史理性，这对于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更坏的是，一旦知识分子都自甘堕落，放弃对民族和社会现实的思考，那么他的影响力对于这种民族将起到什么样坏的范导性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知识分子应当介入社会现实问题，积极深入地思考以彰显自身的生存价值。有一些学者可能认为，要想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必须以先学好人家的学术为基础，埋头在西方学术概念术语的研讨中才能有所创造。所以，“为思想而活”是必须做到的第一步，暂时不要去考虑中国问题，这实在是一种误区。无疑，知识分子担负着传承文明，并不断地挑战当代的观念和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心中要保持传统的那份“为思想而活”的态度，更应该超越“为思想而活”，不断地对社会发出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随着网络公共空间的成熟，知识分子用他们秉承的思想各异的观点，以超越时代的思想姿态，不断地批判、质疑去捕捉埋藏在社会深处的真与善，从而推动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正如西方学者鲍曼所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意味着，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

11档案 肖思利 供稿 齐思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