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家里的那位女学生酷爱淘宝，三天两头有快递。老文明察秋毫，发现女学生淘回来的“宝”很快就不是“宝”或不当“宝”了，一门心思淘来的原来并不是自己最终所要的。几天前，女学生向老文伸手要50元，说中午要跟同学一起吃饭。老文欲擒故纵：几个人吃饭50元怎么够？女学生说AA制呀。老文给了200元，命令女学生一定要请同学吃饭。昨天老文搞突击审查：“老爸前几天给你200元都干什么了？是不是又淘宝了？”女学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您说的要我请同学吃饭嘛！”老文语重心长：“今后要少淘宝，多请同学吃饭！”

老文如此支使女学生，难道有什么独到的洞察、体会、经验或理论吗？有的。学生时代，同学之间摸爬滚打在一起，找个理由便“撮一顿”是家常便饭。AA制在中国文化里显然很难推广，那么谁来埋单？对一个囊中羞涩的学生来说，特别是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当埋单遭遇淘宝，这简直就是一个人生重大抉择问题。老文曾经写过一“白”一“黑”两位中学同学，他们从小心甘情愿被老文“通吃”，最近几年，他们是时常打电话请老文吃饭的少数同学之二。从他们身上，并遍历各级各类同学，老文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学生时代请(蹭)吃的同学，后来一直在请(蹭)吃；学生时代一毛不拔者，后来立场更坚定继续一毛不拔。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刻道理或许在于：其一，人的小气或自私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很难改变的；其二，慷慨者将越来越有慷慨的能力和资本，所以早吃亏是福。从这个现象可进一步提炼出普遍规律：慷慨者比自私者更容易成功。这个规律绝对是超越请吃和淘宝的正能量。

最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最年轻的教授(32岁)、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大明星格兰特(Adam Grant) 发展了一套所谓的新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老文的发现。格兰特的新理论载于其去年出版的畅销书《付出和攫取》(Give and Take)中。格兰特把职场中的人分成三类――付出者(giver)、匹配者(matcher)和攫取者(taker)：

付出者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同事，热心地指导下属，并常常把别人的需要置于自身之上。

匹配者信奉“礼尚往来”，他们用公平眼光并带着平衡帐薄看世界――我帮助你，虽不明说但坚信你在某时或某事也将帮助我。芸芸众生之大多数属于匹配者。

攫取者有典型的鲨鱼特征――是擅长伪装的掠食者，永远把自身利益放在他人之前的自私自利者。

格兰特本人现身说法并以其研究表明，这三类人中，付出者最容易从职场脱颖而出，成为耀眼明星或到达光辉顶点，或笼统说最容易取得成功。一是付出者有很好的人缘和人脉，同事及同事之外的人都对他存感激之心，这样的人员网络在现代社会是最有价值的资源；二是付出者的慷慨让自己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持续尊重，付出者的良好心态和美好愿望又有助于保持自己在工作中的激情和斗志，这些都会转化成强大的工作效力。

例如，付出者因享有不求任何回报的声誉，所以对同事或同行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攫取者提出一个想法时，别人自然会怀疑：这家伙想从中获取什么？而当付出者有一个想法时，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想法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所以愿意同舟共济。

付出者易成功其实也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人的心理预期常常有可能跟其实际行为相左，也就是说，向善不一定行善，说一套可能做一套。这就如一个西方俚语“Nice Guys Finish last”所揭示的：大多数女孩子口头上、甚至心里面更喜欢“好男孩”(“nice guys”)，但实际上最终选择的却是“坏男孩”(“jerks” or “bad boys”),所以“好男孩”往往后完婚。所以毫不奇怪，格兰特最有趣的另一发现似乎又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他的付出者易成功理论。这个发现是，在一个“食物链”中，绝大多数付出者停留在底层，他们工作业绩平平，晋升机会渺茫，只有极少数付出者能跃升至“食物链”顶层；进一步对“食物链”成员作谱分析，发现付出者的职位两极分化，分布在谱的高、低两端，而攫取者和匹配者则稳稳当当地集聚在中层。

仔细想想，这种谱分布又是符合常理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攫取者因为一心一意谋自己的发展、聚精会神搞自己的建设，遇公事杂事溜得飞快，见好事要事毫不手软，所以即使不能蹿至顶层，也很难跌至底层，不上不下是其保本层面。匹配者给人的印象是精明的交易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要获利的，他们由于其商人般的交易行为而虽然很难获得别人信任，但要让其吃亏也非易事，所以这样的人也不大可能沉到“食物链”底层。付出者成也付出败也付出，差别肯定不源于付出本身，而在于付出的方式和方法。

格兰特指出，成功的付出者都是这样的：第一，懂得如何付出而又不让自己成为“门垫”(doormat)，既无条件提供帮助，又不标榜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第二，付出广泛而持续――不局限于在某时某地付出或只对某人某群体付出。处于“食物链”底层的付出者大多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心只当“门垫”者，他们当然很难摆脱被“踩”被“蹭”的命运；而那些只对少数人或特定对象而且非经常性的付出者，他们的付出其实是一种演出，类似于领导干部择良机带着摄像记者扫大街，本质上是攫取者，充其量是匹配者。

格兰特的新理论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季羡林先生的“好人观”：“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叫好人。”具体稍多多少，季先生说，“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水平越高，当然越好。”但季先生又表示“我不大敢同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提法。”“这种口号只能吓唬人，叫人望而却步，决起不到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作用。”针对季先生的“好人观”，王选院士甚至说：“标准还可以降低一点，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一个不习水性的人，看见有人落水便奋不顾身地往水里跳，这样的付出者其付出的后果可想而知。

完全不计后果的付出其后果往往很惨，而适度的付出需要持续和持久才可能有回报，所以急功近利者或鼠目寸光者更愿意选择做一个攫取者，因为短期看，攫取者往往比付出者更容易成功。但是，正如格兰特所说，攫取者一旦被识破便将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要行得更远并非易事。其一，攫取者很难突破如下“魔咒”：大多数人从内心里很想惩罚在他们看来是攫取者的人；为了惩罚贪心的人，人们甚至往往宁愿牺牲自己的收益也在所不惜。其二，在一个有浓厚付出文化的单位，攫取者很难混迹其中：这样的单位一方面在吸纳成员时会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也会想方设法筛选出并有效隔离攫取者。其三，一个攫取者的消极影响是一个付出者积极影响的2-3倍，单位中有一个攫取者时，疑神疑鬼便开始弥漫，单位成员不时担心可能会被利用，所以攫取者即使没成过街老鼠，也被人心牢牢地提防着。

综上，老文的观察和切体表明、季羡林的“好人观”更说明、格兰特的最新理论又证明：慷慨者比自私者更容易成功，而且越是着眼于长远和根本越是如此。具体运用到如何对待“宝”这个问题上，献宝者将比淘宝者更容易取得成功，所以，风物长宜放眼量，淘宝不如请吃饭。淘是不淘，不淘是淘，夫唯不淘，故天下莫能与之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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