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邓小平不喜欢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我也不喜欢争论信息与情报的概念。但是，一位博友发短消息希望我说一说，我就勉为其难“散谈”几点。

 

    影响了决策的是情报。影响了作战方案的是军事情报，影响了投资决策的是经济情报，影响了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制定的是科技情报，推而广之亦如此。这可能是区分信息与情报的最典型之处，其他区分都属于“非典”。

 

    一般说，信息经过加工、提炼、分析才成为情报，但也不一定。某位有商业头脑的人，听说香港人喜欢吃鹅肉，每年的鹅肉消耗量极大，他立刻放弃原来的生意领域，转向养鹅，大获成功。对于别人，“香港人爱吃鹅肉”只是一条消息，对于他就是情报。这里，并未经过任何加工、提炼、分析。

   

    情报学要研究信息的收集、加工、检索、存储、分析、利用、传播等全过程。粗略地说，“收集、加工、检索、存储”主要涉及信息的“序化”（可参看本所化柏林博主前不久发表的论文），“分析、利用、传播”主要涉及信息的“转化”转化为情报。采用“情报学”这个说法，无非是想强调后一部分的突出地位。从全世界来看，目前我们这个行当的多数从业人员在做序化的事，做转化的较少。如果有人愿意用“信息学”这个说法，但内涵与我上述差不多，我决没有意见。

    语言不是数学，其词汇的含义永远具有模糊性，不要期望通过规定、改名来达到认识的一致。数学中有“集合”这个概念，但是你不能不允许别人说：在操场上“排队集合”。90年代，我所的名称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很悲剧地“被”改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但方向、任务并没有改变，我们依然要在序化、转化两方面下功夫，尤其希望在转化方面做出成绩，这样才能赢得包括领导在内的各类服务对象的信任。

    我特别讨厌乱改名，改名是折腾的典型表现。彼得堡在十月革命后改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改回彼得堡；南京鼓楼广场在文革中改为人民广场，文革结束后又改为鼓楼广场；我的母校在文革中改为“鲁迅中学”，文革后又恢复为“南师附中”……有意思吗？瞎折腾什么啊！多年来，不断有人在打主意，要把“情报学”改成别的名称，好像一改名，这个学科的学术生命力立刻就跟打了鸡血似地迸发出来，是这么回事吗？我们有多少“学院”改名、“升格”为“大学”了？改名后，水平就提高了？人家麻省理工学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叫“理工学院”，比中国的哪所“大学”水平差了？

    在美国，我们的很多同行在大学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情报学）学院里工作，也就是图情一体的。但是，在美国既有美国图书馆学会，也有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ASIST），可见还是有区分的。正如信息与情报不太好区分一样，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也不太好区分，有很多重叠。实在要分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学更重视序化，而且主要是图书馆收藏物的序化（当然，随着数字图书馆问世，收藏物的概念也变了），情报学更重视转化。中国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科技情报学会” 之分，这一点同美国一样。不同的是，我们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行业层面都有一大批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或科技信息机构，因此，在中国推进情报学研究和科技情报事业，应当说更具备组织基础。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只说明我们自己无能，不能怪共军太狡猾。

 

 

                                                                                    2010级博士班   王菲菲

                                                                                              转载自武夷山教授的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