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于别人知识劳动的尊重，就不会有学者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会有知识的“团队生产”，就不能看到中国富强的希望。

美国人Marriot曾写过一本书《中国无法伟大的50个理由》，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重要的被述及的话题。中国人知识产权意识淡漠，已是举世皆知的秘密。

大约十年前，我曾与国内一家大电器卖场的老板谈论竞争格局和海外品牌的入侵。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别怕。Best Buy和Circuit City进入中国，都没戏！老板问我为什么？我答：你到这两家企业的卖场去看，很大面积都是卖软的产品，比如音乐碟和影碟。而在中国，又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些东西付高价钱？

后来的事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当年的判断。只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国内不仅可以买到廉价的盗版盘，就连图书不用花钱也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互联网下载固然可以加快知识传播，降低了搜寻成本，但我真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创造者的激励何来？还有谁愿意专心从事那些无法保护的、无法获得报酬的知识生产工作？而今天，不仅我的讲课内容成了“同行”出书的材料，更令我惊讶的是，前些天逛书店我看到清华大学某学院“老师”的一本专著，竟然连篇累牍地抄袭拙著《公司治理理论》的内容，而不加任何删减。这可是在中国所谓的一流大学里呀！

课堂上的知识产权，其实很难界定，因为课堂本身就是传播知识的地方。表面上看，教师的工作就是在“转让”知识，但仔细分辨教书的细节，教师们也确有一些权利需要保护。因为讲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知识的过程。教师精心准备的讲义，教师的很多思想，都是创造性劳动之结果。所以，未经创造者本人同意，任何学生或旁听的同事都不应该随意将之放到网上，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使用、发表。这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尊重，而保护产权（不仅仅是知识产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大家进行创造性劳动。

十年前，我在哈佛商学院进修，发现教授们的PPT讲稿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记号表明版权归属于作者。而教授在引用同事文章或讲义的时候，哪怕所引用的内容从未公开发表过，而其使用也仅限于课堂讲授，引用者也会特别注明某个表、某个图、某段话来自于某某某。在战略管理领域，我最喜欢的三位哈佛教授波特、卡普兰和西蒙，彼此惺惺相惜。他们的课我都听过。他们在讲解自己内容时，往往都要提到哪一部分来自于别人的启发、研究，甚至讲义。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听他们的课不止一次，发现他们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明引用的地方，一丝不苟。甚至对于非文字的研究成果，他们都会格外说明。

从这些哈佛经验，我对美国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只是那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直到后来有同事抱怨其讲稿被其他教师抄袭了，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课堂里其实也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应该说，没有对于别人知识劳动的尊重，就不会有学者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会有知识的“团队生产”。学校，是一个知识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地方。很多研究，从最开始的想法到最后总结出一点条条框框，往往历久经年，需要很多的独自思考和同行交流。而彼此的尊重，是合作生产的基础。

我教书的一个习惯，是把一些逐渐成型的思考在课堂上讲授，其目的：一是促进自己思考；二是希望接受听众的回应。说实话，我喜欢教书，更多地是因为在课堂上可以倾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我教书的对象多数是MBA或高级经理人，我思考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企业实践的一些相关问题。从课堂的回应上，我大约能够判断出问题的重要程度；从课后的讨论中，我也可以知道反馈的意见。于是，在我的课堂上，我容易讲一些原生态的研究，很多来自于企业调查和独立思考，这就很容易被抄袭。我经历过最不要脸的情况，就是在某大学兼课，一位副院长让下属直接在讲台上放了一个录音笔。我最初不以为意，过后的一年读到一篇论文，是副院长和他的学生所写的，模型的结构基本是我的想法。只是那篇论文一看就知道出自学生的手笔，糟蹋了一个好题目。

现在的录音录像技术，普及化程度很高。手机操起来一架，就是录像机。我的有些访谈资料，积攒了很多年，而且往往是被访谈者掏心窝子的话。课堂上讲得兴起，就播放一段，让听者对事件以及背后的逻辑有切身之感，但常常会有人不管不顾就开录，并不恰当地加以传播。有人甚至来上课，直接就带着个摄像机。

中国人在国际上最让人瞧不起的，有一条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圣地，如果在这个地方，教授在课堂上的应有权利都得不到保护，我们怎么能看到中国富强的希望。

                                           11情报硕士 邓健供稿 赵月华编辑

                                    转自：《IT经理世界》201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