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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材重印出版终至脱销
“万年桥边小池塘，红白荷花开满塘。上桥去，看荷花。一阵风来一阵香。”（《开明国语读本》，第41课）
“萤火虫，尾巴上面光闪闪。照到窗子前，照到屋檐边。夜里不怕天黑暗。萤火虫呀，你家好开灯笼店。”（《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第94课）
“菊花盛开，清香四溢。其瓣如丝，如爪。其色或黄，或白，或赭，或红。种类最多。性耐寒，严霜既降，百花零落，惟菊独盛。”（《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30课）
这是三篇来自民国老教材的课文，在很多家长的眼中，这样的文字似乎比孩子们正在使用的语文教材更具魅力。受到时下家长热捧的这三套教材中，最出名的当属叶圣陶撰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这套1932年出版的老教材和1917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1930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一起，作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出版，初版时每套教材各印了8000册。有意思的是，这套老教材2005年刚刚问世时销售并不理想，从2008年始，销售量突然开始上扬，2010年，这几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最终脱销。这一销售“奇迹”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面对记者的采访，甚至用“忐忑不安”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社长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能持续多久，民国语文读物热却仍在持续升温。2011年，民国语文教材的队伍中又增加了青年出版社的“开明系列语文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民国语文》、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此外，民国学生的作文选本及民国时期的经典儿童读物如“幼童文库”等陆续面市，大有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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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教材编写者缺乏的“儿童本位”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
以制度论，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一直是“国定制”和“审定制”并存，而“五四”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则是以“审定制”为主。所谓“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想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各种民营书店、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因此，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在审定制实施的前提下，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便是“课程标准”。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1923年公布了新的《课程纲要》，对不同阶段国语教学的目的性有着明确描述。其中，中学国语教学目标恰为叶圣陶制定：“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使学生能做文法通顺的文字；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小学国语的课程大纲则由吴研因拟定，其教学目标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此后，这一课程标准又经过几次修改，但到1930年代，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格局基本已定，不再有太大变化。相比之下，1986年之后中国教材编写虽然同样采用“审订制”，但审批的严格程度远超民国。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有据可查”的话，那么民国“味儿”成形的另一要素―――“氛围”，却多少有些“虚无缥缈”。不过，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谈到为何选择这些老教材作为孩子读物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童趣”、“天真”等词。换言之，这批教材能够激起孩子的阅读兴趣，是不错的儿童读物。这种“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大概正是当下教材编写者所不具备或“不能”具备的。因为其所依托的，是民初整个中国知识界对“儿童”的重新发现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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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想象是一种“姿态”和“立场”
当民国教育与当代教育的比拼从小学教材蔓延到高等学府时，不难发现，对“老北大”、“老清华”等学府的回忆始终是时下民国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建构、回忆甚至消费，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民国的韵味在于它这么的近，却又那么的远，它使得一些人的怀旧情怀，特别是文化怀旧的情怀有所寄托。不过，民国在另一些人眼中可并不美好，当豆瓣网上登出广西师大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时，就有人在后跟诗一首：“小资教授情怀党，闭目塞听著述忙。因嫌今日薪水少，故造前朝繁华象。开口民国贵族气，闭口旧都传承长。谁记太太客厅外，杂院饥民饿断肠”。这首诗很能代表反对“拜民国教”者的意见，在与谢泳的对谈中，推崇“民国范”的陈丹青曾特别提到，有些人给他寄来一些很难看的民国照片，譬如穷乡僻壤的贱民，长相难看的官员等等，以此来证明民国的“丑陋”。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民国范。“民国范”本身的含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
如果承认民国也有其“黑暗面”，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民国记忆和言说中是否有想象的成份？如果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呢？
如果将话题转回到民国教材，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问题。突然畅销的这几套民国教材最明显的缺陷是它们在语言、用词、包括内容方面，都有与当下生活脱节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很多家长而言，给孩子购买这些教材只是“跟风”，而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逼迫孩子们读这些老教材，也许它们只会成为孩子们的另一个负担。至于如某些专家所言，这些教材的热销与时下的“国学热”有关，则完全成了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
所有对于民国的想象，其实最终都指向“当下”。民国成为了现实社会的一个对照物，消逝了的民国有文化味、自由、洒脱、优雅，处处彰显出当下的市侩、粗俗、禁锢和功利。我们其实在借助民国批判当下：对民国教材追捧的背后是对当下教育制度和现状的极大不满；对民国人风范的景仰则是对当代人人格缺失的失望；对文化古都的追怀，又何尝不是对当下人文精神弱化的失落？基于此，我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相信那段历史的传奇性，这种相信本身便已成就一种“姿态”和“立场”。
民国教材的重见天日，如果引发的不仅仅是家长们的抢购，而最终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个时代间不同教育理念的比较，认识到这是强调自由、个性、独创与强调功利、规范和模式化这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结果，那么民国教材热也许不会成为“一阵风”。
11出版 李巧明供稿 刘静编辑
来源：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