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级博士研究生 许 洁

坐在樱园老斋舍书桌前，在键盘上敲下毕业论文后记的最后一行字。关上电脑，眯起眼睛，我在春日的阳光里抬起头来，看见窗外满眼的落樱缤纷，禁不住开始想念地球另外一边的莱顿――那座运河环绕、风车林立的大学小城：那满城的郁金香，应该也开得很是绚烂了吧。

2010年9月，我独自一人踏上荷兰的土地，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那时，我与许多人一样，对荷兰的了解仅限于郁金香、风车、奶酪和足球，对我即将生活和求学的城市和大学，几乎一无所知。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之后，当我站在Schiphol国际机场的安检口准备离开这个低地小国时，眼中居然噙满泪水。而今天，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武大，看着盛放的樱花，竟然抑制不住地开始想念莱顿，想念欧洲，想念我那一去不复返的留学生活。

苦中作乐的学习科研

建于1575年的莱顿大学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以严谨踏实的学风和开放包容的氛围闻名。学校以“自由的摇篮”为校训，在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吸引了包括爱因斯坦、亨德里克・洛伦兹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来校任教。能在这样一所历史悠久的世界名校中求学，对我来说既是荣耀又是鞭策。正因为如此，从到学校注册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要争分夺秒在一年时间里做出些成绩来才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于是除了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课题，我还决定选修莱顿大学图书和数字媒体专业的绝大部分研究生课程。

初到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中学习研究，难免要遇到不少困难，语言是其中之一。尽管莱顿大学的大部分课程都采用英语授课，而且我已经在国内通过了托福考试及莱顿大学的语言测试，但突然置身于全英语的环境还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开学第一周导师列出的整整5页参考书目和每次课后上百页的必读文献让我手忙脚乱。荷兰学生一个小时可以读30页的专业书籍，我一个小时只能囫囵吞枣读10来页，更糟地是读完之后还是一知半解。在莱顿这样的大学里，英语不流利绝不能成为影响学习成绩的借口，没有人会因为你是留学生而迁就你回答不出问题或者写不好paper。我明白自己的英语不如欧洲学生，深知如果想要做出成绩，就一定要攻克语言关。笨鸟先飞、勤能补拙，读得比别人慢我就比别人多花时间读，写得比别人差我就强迫自己多写。一年时间太有限，我只给自己一个月迈过语言坎。初到荷兰那一个月，除了上课，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每天早晨都会带上面包和果酱，总是第一个进入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直到午夜12点图书馆关门才被管理员“请”出馆。读专业书、看文献、用英语做综述、写读书笔记，骑着自行车在不同教学楼之间听课、参加小组讨论、做presentation……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终于在第一个月过去时，我得到了导师对我所做文献综述的第一个好评：“Very well done!”

过了语言关，之后的学习和科研对我来说都轻松了很多。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精力参加博士论坛、旁听学术沙龙、进行专业调研、课程实践等活动。更重要的是，得益于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我开始有自信在课堂中、沙龙里、讲座上大胆提问、甚至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旁听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的“媒体与社会”这门课程，当时的任课老师以偏概全对中国政府的媒体控制进行武断地批评，作为课堂上唯一一个中国学生，我意识到自己必须站起来说出事实、表达看法。于是带着几分激动，我大着胆子对老师的判断提出质疑，并且陈述了我看到的事实和自己的判断。现在想来我当时的发言肯定有不少漏洞、英语也一定因为激动和紧张而说得词不达意，但是没想到发言之后居然有同学为我鼓掌，任课老师也说谢谢我的观点，很希望能与我在课后进一步讨论。

作为博士研究生，完成自己的研究无疑是最主要的工作，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则需要与自己的导师建立和谐的关系、形成密切地配合。初到荷兰时，我总觉得自己的导师范・德・威尔教授过于严肃、不苟言笑，总与学生保持距离，见面总是远远地称呼我为“Ms. Xu”。与信管院师生之间大家庭一般融洽温暖的氛围相比，荷兰教授最初的冷淡态度让我倍感失落。虽然并不是每封邮件都能收到回复，但我仍然坚持每周都给教授发邮件汇报我一周的研究进展、学习情况。尽管教授没有要求，但我每个月都会按时提交一份读书笔记或文献综述。直到圣诞假期即将开始、一学期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厚厚的包裹。拆开一看居然是我在过去一学期发给威尔教授的全部作业，他居然在每一份paper上都做了认真的修改和标注：有的连标点符号和脚注都帮我改过，有的页面上画了大大的问号，还有的在空白处写了大段的评语……作业里面，还夹了一张圣诞卡，教授告诉我他很高兴看到我一学期里所取得的进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手捧着这沓被批改过的厚厚的作业和那张小小的圣诞卡，心中燃起了无限温暖和感激。随着工作中进一步接触，我和威尔教授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他指导我完成研究、我协助他举办国际会议，我们一道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出席荷德出版研究生论坛。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离开荷兰前的最后一晚，威尔教授和夫人邀请我去他们位于鹿特丹的家中聚会，我们一起品酒饮茶、谈天说地，从荷兰皇室聊到中国经济发展，然后教授一家四口在午夜时分送我到火车站，依依惜别看着列车驶出站台。如今，教授写邮件已经直呼我的名字，我们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融入东道国的文化和社会，是留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否能融入当地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学生思想和眼界能否得以开阔，从而决定了留学的意义和价值。尽可能多地丰富自己的课余活动，是我开阔眼界、感受荷兰的最主要方式。

作为公派留学生的我们无疑是幸运的，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中，不仅处处感受到祖国的关怀，也常常因为自己来自中国而倍感自豪。我国驻荷兰大使馆教育处下属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全体留学生的服务机构，在联合会的组织下，中国留学生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城市定期举办聚会和文体活动。在荷兰留学的这段时间里，只要和学习工作不冲突，我都会参加学联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2011年春节，我有幸主持了中国留学生新春联欢会；五月，我和其他5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组成了“拉拉队”来到鹿特丹为参加第51界世乒赛的中国健儿加油助威。通过参加多种文体活动，我与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公派留学生建立了联系；和不同学科背景、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我的眼界和思维也得到了极大地开阔和拓展。我的邻居、来自南开大学的B同学在莱顿攻读电影专业博士已经四年有余，此君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写影评。与他熟识之后，我们几乎每周二都会去海牙看一场半价电影，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从演员表现和拍摄技法谈到女性主义思潮和后现代范式。B同学深厚的人文功底和扎实的专业积累为我打开了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另外一扇窗户――从批判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与中国留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我还特别注意融入当地的学生群体。在莱顿这样学生聚居的小城，看电影、听音乐会、喝咖啡和泡酒馆是最寻常的娱乐方式。莱顿的酒馆和咖啡屋普遍价格便宜却历史悠久，深受学生欢迎，许多曾经在莱顿任教求学的学者科学家都曾经在这些小酒馆和咖啡屋里讨论过学术、激荡过思想。班上的荷兰同学常常三五成群一起相约在周末的晚上喝咖啡泡吧。同在中国一样，荷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自主性较强，一个班级的学生除了上课之外，聚在一起的机会不多。因此但凡有班上的同学组织聚会，我总是积极参加。一开始，大家都对我的中国身份表示好奇，很多人希望通过我更多地了解这个当今世界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和在他们看来始终有种神秘感的民族。后来随着互相之间接触的不断深入，他们逐渐摒弃了西方人传统观念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片面认识，从而逐渐淡化了潜意识里对我中国身份的刻意强调。在荷兰同学眼中，我和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同学一样，只是一个留学生，而不再是“中国留学生”了。我们之间的话题也从中国的风土人情逐渐转变为专业前沿、欧洲经济环境、人生理想甚至是热播英剧。2010年圣诞节，我受荷兰同学R的邀请，到他位于荷兰南部的父母家中做客，有机会深入体验了荷兰乡间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住在荷兰人精心布置的房屋中，享用着圣诞大餐，听着经历过二战的老奶奶讲述那段艰苦岁月，和R一家人一起围坐在壁炉边拆圣诞礼物、分享一个家庭共同的温暖记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人类所有爱与美的感受、善良与高尚的情操都是共通的、没有时间和地域阻隔的。

深入实践进行调研

荷兰出版业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世界最大的STM出版商Elsevier和专业信息提供商Wolters Kluwer总部都在荷兰，Springer，Pearson等跨国出版巨头也将自己的重要分支建立在荷兰。在荷兰学习出版，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深入这些企业进行调研，获取一手资料。

得知我想去企业调研，威尔教授想方设法帮我引荐。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来到Elsevier、Springer等世界一流出版企业总部参观访问。在Elsevier位于阿姆斯特丹郊区的总部办公室，我参观了《细胞》杂志的编辑部、探访了Science Direct数据库的服务器机房。获得特许之后，我进入到Elsevier的公司档案馆和古籍库。在档案馆里，我有幸查阅了一战结束到二战期间Elsevier的公司账目和会议记录。在古籍库中，我遇见了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亚裔图书馆学博士L，和我年纪相仿的她正在Elsevier做博士后，研究19世纪以前的Elsevier的出版活动。在L的介绍下，我对Elsevier的早期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尤其幸运的是，我亲眼见到了Elsevier于17世纪出版的伽利略手稿和廉价圣经。为了更加深入地观察跨国出版企业的内部运作和知识转移机制，我在Springer位于荷兰东南部城市多特勒支的分公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调研。多特勒支离我所居住的莱顿约有一个半小时火车车程，我每天清晨准时搭乘7点出发的列车，9点钟进入Springer办公室，开始观察和记录各个部门员工一天的工作。遇到不涉及到商业机密的部门会议，我也获准旁听。十多天下来，我已经对Springer的组织结构、科层管理和企业文化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Springer内部的学习氛围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映象。组织上下级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身份地位差别，不同部门之间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为整个公司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Springer的荷兰分公司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学习型组织。

要全面了解荷兰出版业，光进入出版企业进行调研还远远不够。写好一封言辞恳切的cover letter、带上莱顿大学学生证和充满诚意的微笑，我向采访单位毛遂自荐，逐一访问了以提供高质量数字化服务闻名欧洲的荷兰皇家图书馆、开放存取运动先驱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利用高科技手段保存和展示艺术品的典范梵高博物馆等机构，了解了数字出版技术在图书馆服务、文献保存和艺术品展示方面的最新应用。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英语书店American Book Center，我见识了按需印刷机令人惊叹的工作效率和印刷质量；在东部物流中心恩斯赫德，我被占地三万平方米的图书分拣终端深深震撼。除了有计划地参观访问，随意逛书店也是我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方式。不用预约、无需出示证件，走进不同城市的大小书店，看看最新的畅销书排行榜、留意书店特殊的装饰和点缀、与营业员或者读者随意攀谈几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对荷兰图书零售情况和读者阅读习惯有所了解。这些点点滴滴的观察和感悟，不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而且让我愈发热爱我所学习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习兴趣和工作动力。

一个人背包穷游欧洲

如果说留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那么旅行就是小说中精美的插画。和许多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旅行是我最大的爱好。荷兰全国的公共假期集中在圣诞新年期间、四月春假、七八月暑期和10月女王节前后，每个不同的行政省和城市还有自己的假期和宗教节日。利用这些假期，我独自一个人开始了背包客的旅程。通过订廉价机票、搭顺风车、免费交换住宿等“穷游”方式，我用最少的钱尽可能多地游历了欧洲。为了去比利时安特卫普听图书史学家罗伯特・丹东的演讲，我借宿武大校友家客厅的地板；到德国美因茨参观了古登堡印刷博物馆后我搭上了TNT快递公司的顺风车一路向西来到巴黎。在意大利，为了省5欧元的地铁票，我背着15公斤的旅行包在32摄氏度的罗马街头走了七站路，累到快趴下时邂逅街角一家百年冰淇淋老店，花了一欧元买了三个球的蛋筒，享受到了纯正意大利冰淇淋的美味；从芬兰赫尔辛基到爱沙尼亚塔林，为了节约路费和住宿费，我搭乘夜班廉价长途客车，在北欧一月的冰天雪地里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却有幸目睹了童话世界一般结冰的波罗的海和传说中圣诞老人居住的雪原丛林。

在2011年新年，我来到芬兰中部湖区小镇科沃拉，拜访我的老朋友索尼娅一家。我和芬兰女孩索尼娅已经相识8年，她2004年到2005年曾经在武汉大学学习汉语，完成学业之后开始环游世界，四年前来到云南香格里拉卡瓦格博峰下的藏族小村庄西当定居，边经营客栈边做自己的人类学研究。知道我来到欧洲，她特地从我的家乡云南赶回芬兰，邀请我去她家过新年。在科沃拉的大山里，我们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赶马拉雪橇、探访猎人的住所；在丛林小屋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我们放着藏歌跳锅庄，恍如隔世地聊起云南的秀美山水和芬兰的森林湖泊。在2011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和索尼娅一家放起烟火喝着香槟开始倒数跨年，新年到来的那一刻，我们一起倒在雪地里挥舞着手臂做一个snow angel。在索尼娅家乡逗留的短短四天的时间里，她的许多亲戚邻居都争相邀请我去家中做客，尽管语言不通，但是我被大家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离开的时候，我将从中国带去的剪纸窗花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并邀请他们到中国做客。

    留学荷兰的一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时隔半年，今天再次回想起我在地球另一头的留学生活，突然意识到在荷兰的一年自己不仅仅是过客，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认真地过好每一天；而作为回报，我收获了珍贵而持久的友谊、得到了导师和同学的认可。我相信这一年的留学经历会永远留在我记忆最深处，并将激励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