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陆陆续续写了三天，说是“笔记”，其实是凭自己的记忆对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做了个简单回顾。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认识上的不足，整个笔记显得琐碎而简略，但总体能呈现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即文学在外部制约（社会发展、政治干预）和内部规律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曲折的前进。因为一直沉湎于古代文学的缘故，在接触到现当代文学之初难免因其“式微”或称之为“巨变”显露出一种深重的忧患感，同时面对祖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在为求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负重前行的道路上，又不自觉流露出不应有的狼狈和彷徨。结尾借鉴季羡林老先生关于“东西文化”的见解，虽然作了些也许过于乐观的预想，但考虑到文学作为改造社会意识形态的“急先锋”，应当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面为民族的振兴扫清道路，在中华民族真正成长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参天大树之前为国人树立起一种“大国情怀”和“世界眼光”，这种乐观的预想又不失为必要的“未雨绸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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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轴心时代
所谓“轴心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期”，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而在中国，则是孔子、老子生活的年代。人类文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同时地爆发出“终极关怀”？确实是一个极有兴味的话题，就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也许可以看做是全体人类的“青春发育期”。然而仅凭我个人这个缺乏公信力的解释，实在难以掩盖这种“偶然性”背后潜藏的某种“超自然”事实，而过于武断地将之归因于类似“造物主”的“绝对支配”力量，又显然不合乎一个现代人应具备的“科学观念”。
尽管如此，单就中国而论，对于“轴心时代”之所以出现的解释是比较符合现代人认知范围的。我们知道，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前，中国社会处于统治阶级思想钳制比较松弛、薄弱的时期，这就为中国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环境。照这种观点，那为什么这一“轴心时代”没有出现在较之春秋战国思想控制更为松动的“三皇五帝”或者夏商两代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春秋末至战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下移”。在孔子之前，所谓“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极少数上层贵族垄断，一般的士人根本无法受教获知，更不用说普通平民了。而这种极端化的“精英教育”显然不可能孕育出“诸子百家争鸣”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只有在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出现并致力于文化教育的传播之后，“中国的轴心时代”才正式拉开序幕。
将春秋战国看作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毫不过誉的。后世中国文学的各种体式几乎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源头，特别是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风骚传统”，分别开启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渊薮。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征（或者说是事实）是“文史哲”不分，各种艺术门类混杂在一起，很难彻底厘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这一实际情况在先秦文学中表征尤为突出，《诗经》原名“诗三百”，共305篇，按音乐风格的不同可以分为“风”、“雅”、“颂”。“风”的音乐节奏可能比较轻快，是指除周朝王畿之外的各地民歌；“雅”的节奏可能比较舒缓，主要是由周王朝各级贵族写就的或颂德或怨诽的歌诗；“颂”的音乐最为庄重、低缓，是周人的史诗和祭祀乐歌。从以上对于风雅颂的分类可以看出，《诗经》是“诗乐舞”合一的艺术杰构。关于《诗经》“六义”，是在《毛诗序》中首次提出的，除以上“风雅颂”外，按表现手法分，还有“赋”、“比”、“兴”三类。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代儒家往往倾向于“经学化”，难免牵强。宋儒朱熹的解释大体能反映本来面貌：“赋”即“铺陈排比”；“比”即“以彼物比此物”；“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同《诗经》不同，《楚辞》与乐舞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其中部分篇章可以配乐歌唱或者至少可以用一种特殊的声调朗诵――即“楚声”（对于出生楚地的我，多么希望“楚声”的重现人间！惜乎年代久远，只能是一个幻梦）――是由楚国诗人屈原个人创作及搜集楚地民歌整理而成的浪漫主义作品。《楚辞》多用具有楚地方言色彩的“兮”字，天马行空、幻化无羁，不同于《诗经》多为四字句的构造，节奏上富于变化，表现得更为灵动。
秦汉文学――儒家“大一统”确立的时代
公元前221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声名狼藉但威震寰宇的“强人”――嬴政，不论人们怎样“哭诉”始皇帝的残暴，这位“千古一帝”始终无可辩驳地站在人类个人权威所能达到的顶峰“手执敲扑，鞭笞天下”，上下五千年，睥睨千秋者仅此一人！
秦代文学，值得论道的只有一个写下《谏逐客书》的李斯，尔后，貌似强大又确实强大的秦帝国奇迹般的倒塌了，这留给人们无尽的思索：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强大帝国的猝然沦亡？“法令苛急”之类的老调调不是我要说的，在我看来，秦帝国十五年的国祚已经是一具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强人”嬴政用他一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帝国长达十五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其实，秦帝国并没有亡，在每个暴君（注意：不是昏君）横行的年代，嬴政的死魂灵又会在那人身上鼓动起沸腾的血液，继续谱写一个强人所能创造的“个人神话”。
然而秦确实是亡了，英雄项羽败了，“痞子”刘邦走马上任。人们讨厌刘老板“小人得志”的暴发户嘴脸，故而开始同情猛气轩举的悲情英雄项先生。但不得不说，刘暴发户是个好老板，从高祖到景帝朝，汉王朝“与民休息”，除却中间的“七国之乱”，老百姓确确实实过了几天安生日子。直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履新”，仿佛“始皇附体”一般，又开始折腾了，好在政绩不错，前几任也着实打了些家底，才不至于将汉帝国刚刚稳固下来的基业“搞熄火”了。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武帝第一把火就把汉初盛行的“黄老之术”焚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独尊儒术”，并起用鼓吹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新人董仲舒，至此，儒家第一次攀上封建王朝的神坛，开启了“大一统”时代。
通过以上叙述，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文学似乎再难起什么波澜，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最能代表汉王朝时代特征的文学样式――“汉赋”竟然发展并繁荣起来了。“汉赋”按发展阶段，可分为“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汉初的“骚体赋”是直接以《楚辞》为土壤滋长起来的，而汉高祖刘邦又极力推崇楚地文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汉王朝的建立可以看做是“楚文化”的胜利。汉赋这种文体，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讲究“铺陈夸饰”，尤其是“汉大赋”，以其宏富奥丽的浩大气象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盛世文学”的象征。这一点，在稍后的盛唐文学中也可窥见，但那时的文学气象由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基于这一时代风貌的浸染，汉赋的大家可谓恒河沙数，光拿出顶尖的来就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杨雄、蔡邕……本来在赋家们的预想中，辞赋是必须具备“讽谏”作用的，哪里知道由于汉赋这种文体自身的炫博特性，往往适得其反，如司马相如给武帝进献《大人赋》，本来意在劝谏武帝行“节俭”，结果“帝反飘飘有凌云意”，真是自砸自脚。汉赋这种文体抛开它的“文字游戏”与“形式主义”倾向，仅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实在不能不教人感叹现代“白话文学”的苍白。
汉末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逐渐瓦解了汉帝国的龙脉，也促使儒家一统的“单极化”格局朝着健康的“多极化”发展，随之而来的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分裂乱世，不出意料的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乃至绝后的“丰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灵魂“裸奔”的时代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中国有确切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看来，似乎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规律：愈是强盛的封建王朝消亡之后，继之而来的乱世也就愈持久。最为国人称道的汉唐盛世后面，恰好是最为动荡飘摇的六朝、五代乱世。关于这种历史现象，似乎可以这么解释：帝国大厦的倒塌，分裂成若干割据势力，这些势力在经历几十至数百年的争霸、磨合之后，重又建立起新的大厦；那么，前一座大厦越是奇崛、宏大，分裂而成的碎片之间的竞争态势也就越是激烈，所耗费的“磨合期”便越长。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么个情况，强大的汉帝国轰然倒塌，经过几十年的争战形成“三国鼎立”的态势，从角逐中胜出的曹魏集团消灭了蜀、吴，却再没有能力一统天下。“螳螂背后的黄雀”――司马氏取而代之建立西晋，也不过占据中原一小块地域，“八王之乱”之后，世族大家崛起，东晋皇室更是将中原政权的一半支配权交给“王”、“谢”两大家族。皇权在世族权势的压迫下，很快又被宋武帝刘裕取代，中原政权从此走马灯似的，短短一百六十余年换了四任“领导”――宋、齐、梁、陈。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一统江湖”，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乱世才落下帷幕。
天下大势一团浆糊，自是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可汉帝国的瓦解同时宣告思想专制时代的暂时结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因此获得空前的解放，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建立的儒家“道统”随之分崩离析，褪下伦理道德束缚的外衣，国人的灵魂再次起舞，我称之为“灵魂裸奔的时代”。
试看魏武帝曹操的用人标准：“唯才是举”，“偷姑盗嫂者”亦无妨。在儒家伦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这一论调无疑是莫大的“反叛”――“一代枭雄”果然名不虚传。在这样宽松的养士环境下，“建安风骨”的横空出世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三曹”、“七子”的文学风貌集中体现了这种慷慨激昂的时代精神。
冯友兰先生说过，构成“魏晋风流”的四要素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说起“魏晋风流”，就不得不提出滋养这种时代风尚的思想基础――玄学。如前所述，儒家大一统的结束，必然导致其他思想流派的抬头，而对中国文艺思潮影响最大的学派无过乎“儒道”两家了，“玄学”正是一种融合儒道精神、以道家为主，又吸纳东汉初东渐的新兴学说――佛学，崇尚“清谈”的社会哲学思潮。说到“清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晋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尤其是两晋，政权被皇族和世族把持，“门阀制度”下士人仕进很大程度是靠达官显贵的“品评”获得的，也就是根据“家世”（门第阀阅）和“行状”（才德水准）“九品论人”。在这种情况下，世族子弟的种种“出格”言行也就类似一种“行为主义”，只是为博得“清谈”者的青睐。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二位倒不求仕进，反而与司马政权誓死决裂，但他们表现出来的狂放、任情精神在内涵上是符合当时社会风尚的。传说阮籍有个独门绝技――“青白眼”，遇到他“不感冒”的人就翻白眼，因此博得了个“非毁礼法”的品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中说到，魏晋名士之好宽袍广袖甚至“裸奔”，实在是因为喝酒、吃丹药的缘故，“内热”排不出故暴走“发散”，大约先生是学医出身，才做出了这么个“科学”的解释。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向被看做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比较自觉的追求。可以这么说，魏晋南北朝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提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提，而受到“左翼”文学家的猛烈批驳）的时代。表现在文学样式上，就是六朝“骈文”的勃兴，“骈文”顾名思义，就是讲究对偶、注重修辞的美文。这种文体同“汉赋”一样，也是极端强调文学的形式美，是文人“逞才任情”的最佳选择。今天的读者尽管对于这些富丽玄奥的华美辞章不免很有些“隔膜”，但稍微有点文学修养者无不心醉于这种语言艺术上的美感。相比于今天所谓的散体“美文”――白话写成的抒情散文，在艺术成就上来讲不啻霄壤。当然了，我不敢有半点否定白话文学的意思，实际上，白话改革确实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只不过，“骈文”作为一种精致的文学样式，在今日社会就这么被“革”掉了，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惋惜。
隋唐五代文学――包容并举的文化融流时代
隋王朝是个奇特的朝代。
同样的盛极一时，又同样的“二世而亡”，杨广大概被始皇“附身”了。但暴秦的灭亡还算有迹可循，隋――却是“不该”亡而亡了。大概，是上天看不惯李世民这样的“真命天子”流落民间吧。
隋朝短短三十七年的国祚，文学方面继承南朝以来的侈艳缛丽，并无创建，不作铺叙。
唐人胸怀博大，文化开放，各种艺术门类呈现出融合态势，具体说来，包括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与所谓“夷狄”“番邦”域外文化的融合。这种景况在初唐就开始显现出来，但文学风貌还是延续南朝的华艳文风，随着“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的改革，至贞元、开元形成“盛唐气象”。
唐代的诗人群体主要有王维、孟浩然静逸明秀的山水田园派、高适、岑参慷慨刚健的边塞诗派、元稹、白居易平易讽谏的“元白”诗派、韩愈、孟郊雄奇险怪的“韩孟”诗派等等。唐朝的诗人是说不尽的，“天才”的李白、“沉思”的杜甫、“森冷”的李贺、“灵心善感”的李商隐……对唐诗的整体评价，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有“兴象玲珑，不可凑泊”之语，即讲究意境浑融、风情骨气。
盛世的热潮在“安史之乱”后骤冷下来，唐人的激情每况愈下，至晚唐终于酝酿成苦痛的悲吟。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词，终于在此时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并开始不断挑逗文人的“幽情单绪”，盛世不再，激情幻灭――五代词人已经呼之欲出了。
带着“黄金甲”的黄巢冲进长安城，报了“一己私仇”就打道回府了。唐王朝的政权最后倾覆在一个叫朱温的人手里，历史自此进入“五代十国”。整个五代文学最耀眼的莫过于一种尴尬的文体――词，说它尴尬，光从它的称呼之纠结就可见一斑，有叫“诗余”的、有叫“长短句”的、还有叫“曲子词”的。词――这一青年读者酷嗜的文艺品就好像“后妈生的”，说是诗吧，句式不齐；说是文吧，又讲格律；幸好唐五代的正统诗歌已经不怎么配乐歌唱了，这种“小碎篇章”正好“代父从军”，就叫“歌词”吧，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
五代词人群体可以分作“西蜀”词人群和“南唐”词人群，西蜀那边，主要是以韦庄为代表的尊奉温庭筠的“花间派”词人；南唐这边，则是皇室的李 、李煜外加一个冯延巳。词初兴时，境界较小，主写“闺情风月”，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西蜀还是南唐，都大体一致。但相较而言，花间词人露骨一些，南唐词人则开阔一些。后主李煜由于后期国破家亡，在境界上独能超出同侪，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在后主这里是很能体现的。借用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评语“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为词人之所长处”，的确，李煜词作最感人的特征是一个“真”字，后主一生身在宫闱之中，养成了极纯净的天性，真情催发，故感人至深。
唐五代文学本来内蕴极深，细说起来颇费笔墨，故此简略交待。最后，不得不提到韩愈、柳宗元领导的“非文学”却又对历代文学影响极其深远、直接开启宋代文学的文体革新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相对于“时文”（中唐的时文即骈文）而言的，前面业已提到，初唐是承继南朝风气的，自然把南朝的骈文也一并裹挟了过来。除诗歌外，无论是文学性的文章还是应用文一律用骈文写成，而骈文这一艺术形式本来就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倾向”，流于文字表面而较少顾及思想内涵，同时在应用文领域运用骈文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因此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散体的“汉魏古文”，并要求文章应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教化意义――此即“文以明道”。本来，要求文章具备深层次的思想意蕴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就在于韩愈所追求的这种思想内涵――道――是儒家之“道”，按他自己的说法，“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之道也；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之文也”，韩愈显然是以儒家“道统”的继任者自居的。关于儒家，中国人（尤其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脱不开儒家的潜移默化，但近现代的社会变革要求“打倒旧文化，建立新文化”，中国人开始全面批判儒家思想，大有“数典忘祖”的态势。其实，我们要打倒的只是被统治阶级“改写”了的儒家思想，而对于孔孟的“原始儒家”，尽管其中存在维护封建专制的因素，但“去粗求精”批判性地吸收的智慧中国人还是有的。实际上，推倒了儒家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失掉了大半壁江山。回过来再看韩愈的“文以明道”，这里的“道统”其实正是一种维护封建“政统”的工具，这样的“道”我们今天自然是不敢认可的。但同时，我一直坚持对待古代文人及文人作品都必须采取一种“知人论世”的标准，即站在当事人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问题。这样看来的话，我们似乎会发现韩愈的“良苦用心”――玄宗“天宝”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至韩愈所在的中唐藩镇割据、佛老繁盛，社会危机伴随着儒学危机陷入深重境地，韩愈正是希望通过文体文风改革和政治改革实现唐王朝与儒家的“中兴”，这种愿望就当时的境况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匹夫之责”。明白这些之后，对待古人我们就不会用单一的眼光去分析，而将今天的某些价值观强加在旧的历史条件下了。当然，对于韩愈的儒学复古后人虽不必苛责太多，但也应看到其对后世文学及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如下面即将讲到的，北宋的诗文革新及泛滥数百年的“理学”莫不是在此基础上繁衍壮大下去的。
宋代文学――文人“学者化”的时代
假如要评选古代十大“学问家”的话，宋代文人可以占到一半以上。的确，宋代文人整体文化素养在历代可算得最高的了。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宋代统治者的“重文轻武”有重大关系，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在面对前代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之时自觉的奋发砥砺。
以上种种表现在宋诗里，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同唐诗相比，宋诗显得“理性”而“平淡”，理性一方面是因为宋代国势积弱（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文人不可能有盛唐那种昂扬的激情，另一方面也是宋人“读书太多”的缘故。唐朝时候杜甫讲“读书破万卷”，已经隐隐有自得之意了，而在宋代，读书过万的文人恐怕快要“烂大街”了。“平淡”是相对于唐诗的“富丽多姿”而言的，是一种超越了雕饰的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的“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人的诗篇多呈现出一种对感情内蕴进行理性克制的老成风格。历代学者对于唐诗、宋诗的优劣之争旷日持久，直到今天也没能分出个高低，总体来说，若论艺术成就还是唐诗略胜一筹；但宋诗中一些“新变”的成分至少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不同于唐诗的另一类模板。
面对“高山仰止”的唐代文学，宋人煞费苦心，力求新变。从而开辟了迥异于唐代的诗歌面貌，为文学多样化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孕育出了足以同李杜相抗衡的一代“文豪”。如果说唐代的李白是艺术天才的话，那么宋代的苏轼则是“艺术全才”，除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外，东坡受道家（主要是庄子的汪洋恣肆）、纵横家、佛家（主要是禅宗）影响极深，不仅工于诗文、词曲，在绘画、书法上的造诣也足称一代宗师，苏轼似乎更适合于“学者型文人”的称号。论及自己的创作过程，苏轼有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真可谓达到了得心应手的艺术化境。在这种“随物赋形”行云流水般的创作方式方面，苏轼与李白有相通之处，是后人所无法模范和学习的。相对而言，杜甫与苏门四学士之一、“江西诗派”祖师爷黄庭坚则注重法度，让后人有迹可循，因而开宗立派、繁荣广大。
关于“江西诗派”，有一大箩筐的话题，历代或批判或尊崇都无损于它“宋诗正宗”的地位，这里我不作展开，只列举钱钟书先生一句略微偏颇的评论“西昆体是认准了一家（指李商隐）来抄袭，江西派则是挨家挨户去打劫”，江西诗派“重模拟”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诗歌方面，宋诗也许无法超越唐诗，但作为宋代文学之胜的“宋词”则毫无愧色地“找回了场子”。宋词的兴盛，一方面固然是文学自身演化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则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繁荣（例如，唐代长安城夜间实行“宵禁”，宋代汴梁等大城市则有着极丰富的商业夜生活）、市民阶层的初步崛起所导致的（关于都市生活繁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在宋代“话本”等通俗文学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俗文学”留待下篇“元代文学”展开，这里不再叙述）。宋代文学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以俗为雅”，这当然或多或少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尚，而“词”这种文学范式一开始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娱情”工具。“词”在五代至宋初都是主写小儿女情怀的，从柳永开始，宋词用来表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有井水处即歌柳永词”，到苏轼那里，诗歌的抒情功能又部分衍化进宋词里边，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题材。
“靖康之难”宋人遭到奇耻大辱之后，宋词在千古瞩目的女词人――李清照那里又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易安居士词学著作《论词》中的“尊体”意识――亦即“词别是一家”说，这就将宋词从诗歌的附庸（从“诗余”这个称呼中可以想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另外，易安对前代词人的论述也别有一番风味“始有柳屯田永者……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李清照以特有的女儿细腻情思写词，较之学究天人的欧、苏等文坛巨擘，显出别样清疏淡雅的风致，在我看来，倒更有词的“本色”。
元代文学――文人被“遗弃”的时代
纵观整个元代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恐怕是传统诗文领域的没落、以杂剧为主的“俗文学”的兴起。元代是由蒙古铁蹄建立起来的王朝，也许是出于对汉族文化的极端仇视（事实上，蒙古是唯一一个没有或很少被中原文化同化的民族，这实在是一个谜题），蒙古人将人分作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不可思议，书生的地位竟然只在乞丐之上，屈居娼妓之下了（这种噩梦，在“文革”时代我们似乎能够窥得一点残影）……正是由于文人（主要是汉族文人）社会地位极端低下，政治上的仕途几乎被切断，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宋代的象牙塔顶端跌落下来转而投身“滚滚红尘”，从事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创作。
元代的杂剧文学，我不打算多讲，只挑出“梨园领袖、杂剧班头”关汉卿同志，以他的自我写照――散曲《南吕
一枝花・不伏老》来看看这个时代文人的精神风貌：“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 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 、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好一个烟花梦里响当当的铜豌豆！
明代文学――极端专制下“个性”解放的时代
公元1368年，放牛娃、云游僧朱元璋坐上了皇帝宝座，完美地诠释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一“绝对真理”，谱写了一部穷苦人民“当家作主”的咸鱼翻身式励志奋斗史。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皇帝，许是年少时被整惨了，一上台就开始整人。都说刘邦小子滥杀功臣，跟这位爷比起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翻开《明史》，且看“蓝玉案”，处置结果――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蓝玉有没有谋反，只有朱老爷自己知道――一万五千人，却实在是九牛一毛，可算朱和尚“大发慈悲”了。
都说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评价我无力动摇，但至少在明中期至明末的某些狂人身上，我竟“不出意料”地窥见了倒溯的“五四精神”。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心学”说起，说到“心学”，又不得不提到与之对立的“理学”。
“理学”本应在宋代文学部分来讲的，但这里既然要谈“心学”，也就一并带出了。首先，我们要请出几位“次主人公”（真正的大佬在后面），“程朱理学”的程颐、程颢两兄弟和南宋大儒朱熹，“陆王心学”的陆九渊、王阳明。“理学”一向被看做“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这里我无意“翻案”，单是理学家们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足以令现代人生厌的了。可以这么说，儒家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程朱这一帮子人搞臭的，当然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学”可是维系宗法社会的纽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石。
从哲学认识论上讲，理学家认为“理”广泛存在于客官事物之上，要“致知”就得“格物”，可最初身为理学信徒的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傻不拉几在自家后院干瞪眼“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愣是没“格”出个“理”来，反倒大病一场，从此不再迷信晦翁（朱熹号“晦翁”），踏上了追寻真理的征途。终于在贵州龙场驿站的一个深夜“圣人附体”中夜顿悟――史称“龙场悟道”，阳明先生的“道”是反观内省获得的，故而称“心学”，这就是阳明学派的最核心教旨――心即是理。尔后又发展成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从这四句口诀中，继而发挥出了“心学”的其他重要命题――“致良知”、“知行合一”。
说到这里，似乎还看不到“心学”对于个性解放的意义，而只是同“理学”的哲学纷争。就让我们回到关于“理在哪里”的问题上，理学家认为“理在物外”――那么统治者制定的一切伦理标准经过“物化”之后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成了“天理”，而人必须无条件遵守这种天理，即使代价是克制自己合理的欲望；心学家认为“心即是理”――什么外在的天理，都敌不过“本心”！我自己内心感觉到的就是天理！那么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天理，个人内心的欲望和诉求便都是天理！――这无疑是对封建专制彻头彻尾的反叛！
可惜的是，在王阳明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这样“人性觉醒”的条件和风雷人物，因而也没能利用这一思想武器发动攻击。这以后，直到“王学左派”（主要是“泰州学派”）的出现，并孕育出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最有种”的“异端”人物，反叛“大佬”终于横空出世了！他就是――李贽！
李贽有多么的“非主流”，资料已经很详实了，我不准备多说，只需要记住，这是个“超现实的前卫”人物，是一间黑屋子里第一个“醒来”的人物！这样的人在封建时代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七十六岁高龄入狱，以剃刀割喉自刎，“气不绝者两日”方死――这是个空前孤独的人！
以上主要论及明代的社会思潮，看似与文学无关，实际决定着文学的走向。明代文学的基本线索，正是在复古――反复古的路子上演化下去的，而无论是复古者还是反复古者，无一不受这种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影响，纷纷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思想武器，对封建统治发起冲击。
明代文学的复古思潮以前后“七子”为代表，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提倡“唐以下文一概莫观”，专门模拟汉魏诗文。反复古思潮以“公安三袁”为代表，标榜“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后又有汤显祖、冯梦龙相呼应。
明中后期的这股个性解放思潮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基本同步的，但令人反思的是，西方各国经历文艺复兴而走上“文明”之路，古老的东方中国却仍旧在封建末世里徘徊，明末已经冲决开的封建“裂痕”又很快被“入关”的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所修复，中国的文明之途又增添了两百多年的崎岖坎坷。――“难道我们的民族无法通过自身的觉醒，而必须依靠外力的鞭打实现进步？如果西方的坚船利炮在这个时候开到中国，我们的民族是否能够提前两百年冲开封建的罗网，走上现代文明之路？”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
清代文学――古典文化“集大成”的时代
作为满人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一政权，清王朝的“集大成”地位绝不是溢美之辞。曾经兴盛过的文体再度兴盛，小说等新文体达到古典文学的高峰，不得不承认，文化专制下的清代文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面貌。
清代的文化专制，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扬名”已久的“文字狱”了。由于满清皇室的接班制度比较“科学”，皇储的密诏一份藏于“正大光明”匾后，一份由“现任”皇帝随身携带，有效避免了历代皇室争夺帝位的内乱，因此清代的一干皇帝总体上比较“明智”，保证了封建皇权平稳地走向末路，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就是“政策连贯性”较好。
有清一代，文学领域的主旋律可以归结为四个大字“清真雅正”，文章方面，标榜“清正古雅”的“桐城派”自然最能“揣摩上意”，因而成为清代的古文正统。学术方面，以考据辞章为主的“朴学”大兴，虽然是一群皓首穷经的学究，但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实属功不可没。诗歌方面，“含蓄蕴藉”的王士祯（和明代的王世贞不是一人）深得康熙宠信，虽不可企及唐宋诗，至少能远远盖过元明两世了。词曲方面，有“清空典雅”的“浙西词派”、提倡“寄托”的“常州词派”，外加一个悲吟“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纳兰性德，均得宋人风致。戏剧方面，“南洪北孔”，洪 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亦足以同元杂剧精品相颉颃了。至于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成就不辩自明。甚至在没落已久的“骈文”方面，也绽放出复兴的面目。
正因为“集大成”，各种文学样式都占据一席之地，也使得清代文学难有鲜明的特征，故此仅作如上简略交待。
现代文学（1917――1949）――“中西合流”的大变革时代
同明朝末年一样，历史仿佛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那一年，十七世纪晨光熹微的中国，我们分明遥遥望见了黎明时的曙光，龙的传人只需稍稍往前再迈上一步，就一步――中国的现代文明至少可以提早两百年！悲乎哉，我们遥望见的原来只是“上帝之光”奔向欧洲大陆途中投下的一道背影，差一步――就差一步！我们期待已久的来自异域文明的“鞭笞”非但没能如愿抽打在古老中国人的脊背上，相反，那自穷山黑水间崛起的渔猎部落潮水般涌入山海关，硬生生迫使中国人试探性伸出的小脚又缩了回来，从此又是两百年的黑暗。
这一次，我们毫无准备。两百年前狂人李贽的“觉醒”我们大抵忘却了，中国人尚沉浸在油光锃亮的辫子和三寸金莲的小脚所带来的“荣光”里，戴着“绅士帽”的黄毛老爷手中的“哭丧棒”终于如愿以偿落在了我们的脖颈上――“上回等了好半晌不见人，这次还没准备好哩！”――洋老爷们可不管，狂吠的是苏格兰牧羊犬，愣是将中国绵羊往“黑屋子”外赶。久不见光的遗老遗少们暴露在西方舶来的光明里，开始觉察到自己满身脓包的丑恶。
关于这丑恶的发掘、鄙弃，通常的说法，是从所谓“新文化”运动肇始的。既然是“脓疮恶包”，新文化之“新”一开始就摆出彻底决裂的姿态，而欲新一国之精神，必先新一国之文学，欲新一国之文学，必先新一国之文字。因此，新文化运动最紧迫的任务即是进行“语体”革命，韩愈的时候是用“古文”革掉“骈文”，这一次既然要“决裂”，干脆来个“白话”革“文言”好了。
“白话”就是“大白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即所谓“言文合一”。白话改革无疑会削弱文学作品（至少是部分文学样式）的艺术美感，但这一创举同时又极大降低了文学创作的门槛，势必将促进文化的普及和文学的“大众化”。
文言“革”掉了，接下来就是“文体”革命了――讲究格律的古典诗词当然得丢掉，那就写“新诗”吧，从一味“拾掇新名词”的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到胡适的早期“白话诗”，支离破碎不堪入目，全无半点诗意。即便是后期较为成熟的“象征派”诗作，只需将唐宋诗词中哪怕是“二流”的作品拿来比较，白话诗的苍白干瘪就显露无遗了。“诗”这种文学样式极讲究意境余韵，白话文学浅露详尽的本质特性决定其天然地无法与早已达到高峰的古典诗词相比拟。当然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白话文学的这种特性又决定其在“小说”（尤其是叙事详尽、结构宏大的长篇小说）领域将取得空前的成就。
现代小说的发展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主要表现在“五四”新小说与传统旧小说地位的争夺战中。旧派小说中闻名的是专门泼人污水的“黑幕小说”和略显低俗的“鸳鸯蝴蝶小说”，前者沦为军阀攻讦的工具，后者常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才子佳人式套路入题，显露出商业化的媚俗倾向。“五四”小说方面，冰心、叶圣陶写过专门描写人生现实的所谓“问题小说”，“自叙传”式的抒情小说则是郁达夫的专长了。关于郁达夫，似乎天生就被一股子忧郁颓丧的意绪缠绕着，以至于以其为主力的整个“创造社”都笼罩着浓重的感伤情调，无疑对带些“叛逆心理”的青年读者有着魔咒般的吸引力，这也许可以看做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呈现出的“青春期印记”吧。
纵观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正处于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时期，呈现出激进的文学风貌，就像刚从围栏里解脱出来的“斗牛”，具有冲决一切的激情。这种激情对于现代文学的迅速成长自然有催化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缺陷，而这一缺陷要到八十年代以后才慢慢开始反思（具体表现则是“否定一切，肯定一切”，否定的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学――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学与传统纽带的切断，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肯定的则是西方文艺思潮了――显然，我们今天不会认同西方文化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无论如何，这十年的文学个人主义高扬，塑造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其民主和自由甚至在后来的某些时期都有着一种示范性的力量。
1921年7月一个或许燥热的夏日，12个或许略带慌乱的乔装者，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碰了个头，从此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道路”。不过，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这次会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因为，从1928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起，“五四”所开启的相对自由的思想气氛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和新兴的共产党革命者开始争夺文艺的控制权，文学又一次“服从”于政治，被迫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
在文艺思潮上，强调文学外部联系――即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注重文学内部关系――即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艺美学范畴――的自由主义思潮相互对立，反映在文学派别上，就形成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左翼作家联盟”、陶醉于商业文明的“海派”和坚持文学理想的“京派”。三大文艺派别的论战各自为阵不可调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三个十年的到来，才因为民族形势的危重而重新整合裂变――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沦陷区（倭寇占领区）及上海“孤岛”区（列强租界位于上海，日军不敢贸然侵入，呈包围态势）。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出，三大文艺派别的争战最终以“左翼”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得胜而告终，中国文学界从此只剩下一个声音，历史进入当代文学阶段。
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当代文学“规范”从确立到消解以及突如其来的“大震荡”的时代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政治层面严格规定了中国文艺前进发展的“工农兵方向”。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层的政治战略意义。任何政权在成为统治阶级后，必然会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加以规范、控制，而毛泽东的《讲话》将文艺限定在纯阶级的政治轨道之上，拒绝承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地位”，要求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同时又是立场鲜明的“革命者”，显然是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有意“忽视”，势必将导致文艺沦为政治的工具、上层建筑的传声筒。一旦有人试图表现出艺术上的“自由”倾向，客观上就是对这一文艺路线的偏离，那么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就会对这种“非主流”思潮进行“修正”甚至残酷“清除”。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炮轰司令部”的发表，当代文学史上习惯于称其为“十七年文学”，在此期间，“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非主流异调”的吞食尚采取相对温和的“修正”手段，而接下来直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期间长达十年的中国文学进程就是这种残暴“清理”的真实写照。
仅以下面这份很不完全的名单对“十年动乱”中遭“清理”的文艺家前辈们示以缅怀：1966年5月17日，历史学家、作家邓拓遭迫害自杀；同年8月2日，文艺理论家叶以群遭迫害逝世；8月24日，作家老舍遭迫害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畔”；9月3日，翻译家傅雷夫妇遭迫害在上海家中自杀；1967年3月21日，作家阿垅病逝狱中；1968年4月3日，作家彭柏山遭迫害逝世；同月，作家司马文森遭迫害逝世；5月16日，剧作家海默遭迫害逝世；7月8日，作家杨朔遭迫害逝世；8月，作家、翻译家丽尼遭迫害逝世；11月2日，作家李广田遭迫害逝世；12月10日，戏剧家田汉遭迫害逝世；1969年4月22日，作家陈翔鹤遭迫害逝世；10月11日，作家、历史学家吴晗遭迫害逝世；1970年9月23日，作家赵树理遭迫害逝世；10月15日，作家萧也牧遭迫害逝世；1971年1月13日，诗人闻遭捷遭迫害自杀；6月10日，文艺理论家邵荃麟遭迫害逝世；8月8日，文学批评家侯金镜遭迫害逝世；1972年7月23日，文理理论家巴人遭迫害逝世；12月17日，作家魏金枝遭迫害逝世；1975年2月28日，戏剧家、导演焦菊隐遭迫害逝世；1976年5月5日，剧作家孟超遭迫害逝世………………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集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巴金在《随想录》里的“真话”聊作祭词。
逝者已矣，十年的血债过去了就过去了，又找得到谁来偿还呢？这十年的浩劫领导层已经有过明确的定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四人帮”揽下了全部罪名，历史就此尘封……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从血泊中挣扎起来，中国当代文学进入80年代。
八十年代的作家主体主要由“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两部分构成，前者在50年代即已成名、在“文革”中被打倒，后者在“文革”中成长起来又同样遭到迫害，前者进入80年代披着“复出的荣光”，后者从阴霾中走出、急于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显得躁动和焦虑，但两部分作家都有着共同的“伤痕记忆”，因而展现出80年代前期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对创伤的“反思”和对“五四”人道主义的渴慕。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开始转型，“回到文学自身”成为热门话题，其目标是要改变从30年代开始的“庸俗的阶级斗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线性思维惯性”，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代替独断论和机械决定论”，文学批评、研究从侧重“外部联系”转移到“内部规律”。与此同时，随着“社会转型”、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开始失去其显赫地位，“纯文学”的边缘化日益加重，这一切，要到90年代才有更充分的展示。
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后，中国内地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这一情势下，文学的整体格局，不同文学形态的关系，文学生产、流通、评价方式，以及作家的存在方式等，都出现明显的变化。90年代文化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被称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通俗、流行文化在90年代的勃兴，表现为以大众娱乐节目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的蓬勃发展，以及时尚、消费性的报纸杂志、书籍的大量涌现，随后则是“网络文化”的迅猛发展。在文学领域，主要为了满足窥秘、猎奇、感官刺激、时尚需求等欲望的作品充斥着中国的文化市场。所谓“高雅文学”、“精英文学”在日益市场化的“商业文学”面前，显露出节节败退的颓势。
知识分子由此不得不重新审视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文化、以何种选择应付“人文精神危机”，新时代所谓的“文人”面临着两千多年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震荡”，持续的冲击波将云层之上的知识分子击落下来，中国的文人群体逐渐分化并各自走上不同的求生道路：“自由撰稿人”身份的出现；作家的“下海”经商；“专业诗人”成为历史；“兼职”成为普遍现象；离开“纯文学”而选择有较丰厚报酬的“亚文学”（影视作品、通俗小说等）创作；紧密呼应“主旋律”写作的“询唤”；作家进入高校成为教授的热潮；蛰居偏远之地保持独立姿态……
历史的热潮一去不返，文人的“荣光”终成追忆，徘徊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这里专指从事文艺创作者）何去何从？――我也在轻声问着自己。
历史会有答案。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三百多年前，狂人李贽的时代，搭载着现代文明火种的“上帝之光”遗弃了东方人民。历史进入新世纪，反骨仔“拉登”揭竿而起，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全球战略”的步伐被迫放缓，拉登用他个人的生命为中国人民的崛起赢得了宝贵的十年。这不应该只是个巧合，从2001年“911”至今，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牛仔”的衰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拉登告别人世的那一刻可以瞑目了，中国人民要对你说――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从现在起，我们要呐喊！东学西渐――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历史的轨迹已经越来越清晰的表明，21世纪的环球必将是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引领潮流！东方大地圣光普照，中国文学也看到了“转机”――莫谈什么“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构建民族文化，播向世界各地！这才是当代每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使命！
2011/11/29于西安雁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