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当代出版史帙卷，有一个灯塔人物：他从金银首饰店的小学徒做到名牌出版社的大编辑，从人民出版社迁到三联出版社，从反右、文革走向改革开放，他就是沈昌文先生。撇开沈老出版功绩的煌煌之光，在他为书籍的一生中，我既看到了一个有文化坚持的知识分子，又看到了一位和气幽默的智者形象。

“板缝里看世界”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没落家庭。小学成绩优异，但因家庭拮据，初中仅念一年就辍学了。随后，被母亲   安排去宁波人开的银楼，做了学徒。因会识字，会讲几句英语，有点机灵劲儿，师傅便让他从账房做起。

沈老曾比喻童年生活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父亲早逝，祖母和母亲对他要求严格。小时候住棚户，喜欢玩耍却被闷在家里，只能隔着板缝看马路上的汽车。在自传《知道》里，他说这样看世界一直到现在。

由于始终仰仗他人，他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这促使了他永远要学习，要上进的念头。当学徒的期间，沈昌文上了很多补习学校，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学过外语、无线电、新闻等等，为的就是拥有一技之长，将来跳出学徒这行，有求生本事。

他所在那座银楼位于法租界和中国地界交界，处于三不管区域。目睹过种种社会角落里的现象，也算在社会大学里摸爬滚打了一通。

在上个世纪动荡的四十年代，他与生活、与社会硬碰硬时，人生感悟自然多于同龄人，从那时起他便埋下了努力争取自我命运的种子。

初入出版生涯

帮银楼老板伺候八方来客时，沈昌文接触过大量共产党人。得到过文人的指点，上过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过社会教育活动。他的生活并没有在底层盘旋，兴趣引导他向更文雅的方向发展。

1949年，沈昌文考入明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950年，他又被招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员。沈老   曾回忆道，自此人生进入了“坦境”，被称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俄语好，在出版社慢慢站住了脚。沈昌文为出版社领   导服务，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史枚都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旁听领导开会发言，给了他不少关于思想方面的启蒙教育；接触共产党的编辑和出版家，激发他学习的欲望。1954年到1960年，他将那六年定义为自己的研究生阶段，那时他把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的书都看了一遍。天赋的发挥，对学问的热爱和自身的勤奋，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让他在出版社迅速成长起来。

六十年代，沈昌文编过不少灰皮书，也结识了一大批老翻译家，这为他日后的出版工作培养了作者群。这些书有着深远的意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再重温那些旧籍。文革期间沈昌文进了干校。在阶级斗争面前，他只想学习，埋头看点书。

1986年，三联书店正式恢复、挂牌，沈昌文出任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在文革受到李慎之“向后看”的启示，学习和研究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西。三联最初靠几位识见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里，出版了《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以及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等，轰动一时。

他与《读书》的黄金时代

文革刚刚结束时，书界禁区太多，人民能看到的书太少，思想界学术界一片沉寂。1979年，《读书》创刊于北京，其宗旨在于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当时创刊号发表了文章《读书无禁区》，号召破除思想禁锢的坚冰，引起社会大的反应。

在范用的建议下，沈昌文于1980年加入了《读书》，协助陈原工作。1986年到1995年，沈担任《读书》主编。

沈昌文手中的《读书》并非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其目的首先是“思想启蒙”，而不只是“倡兴学术”。因此它既注重“思想性”，也讲究“可读性”。他还大力倡导“三无”理念――无能、无为、无我，以兼收并蓄达到包容万象，科学、人文、启蒙、后现代、自由主义和“西马”都有涉及。提倡“旧学新知”，率先引进国外新思潮新观点，同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旧式文人和一批五四后产生的被遗忘已久的新式知识分子。秉承邹韬奋先生“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鼓励作者和读者，培养良好读书气氛，还设立读者服务日，便于大家的交流沟通。

《读书》注重思想的启迪，也讲究文字的言外之意，对读者的潜移默化。正如沈昌文所言，“我们尽管在阁楼里，老要   想到窗外。”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年代，沈昌文先生与同道一起以《读书》为平台，为中国知识界打造了一个精神文化家园。排列在纸张上的那些铅字文，是时代的强音，为拓宽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唤醒人们的自由意识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书界老顽童

沈老给众人的印象多是随和、开朗、幽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曾经学过气功，从“意守丹田”到“破除我执”，气   功治好了他急进的心病。“有进有退，才是真的进步。”这几乎是他整个人生的基调。他那二十字的自我形容：“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让人闻之莞尔，戏谑之中透露豁达性情。

沈昌文生长于战争年代，经历过不少政治运动，也赶上了社会改革的洪流。他是一个顺势而为的时代人物，文化环境在他身上的烙印清晰可见。少年时代，孜孜不倦地求学；青年时代，跟随领导，学习和积累；中年时代，实现出版抱负；老年仍然混迹出版江湖。

文化环境养育人的性情，沈昌文的身上少见传奇故事，而是带着中国特有的中庸色彩。如今，82岁的沈老，不再骑破旧自行车，但还是会背着书包，晃荡在书店之间，读书会友。也与时代同进，听歌、上网，了解实时动态。各个时期的经历不同，但近60年的出版岁月里，他像一泓清泉，平静时也能给人带来快乐。

学者雷颐评价他：“敢于乐于冒险而又不失分寸，虽时时‘过火'却又能迅速一一‘摆平'，这是他的过人本事。我们可以略窥他那‘外圆内方'的门径，更重要的是实际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作了具体生动的历史记录。”

我心中的沈昌文先生是编辑出版界一个豁达通透的乐者。那座阁楼上的灯不灭，映照出一个老书商对文化理想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