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情报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就要32岁了。三十多年来，学报发生了很多变化。仔细考察1982年6月学报创刊号的目录页，对比现在的学报，有三方面的变化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首先，学报创刊时，情报学与科学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很亲密，现在，除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外，情报学的友好学科不多了。例如，创刊号上，有我国科学学研究先驱者赵红州的文章《从“中介世界”看图书情报》；还有现在很著名的百岁老人、语言学家周有光的文章《文字改革和电子计算机》。现在，学报的作者群高度集中于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科技信息研究机构，来自其他领域机构的作者较罕见。在学报创刊第20个年头即2001年的第1期曾发表西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解怀宁和熊渠邻合写的文章，探讨情报学和科学学的关系。现在不太可能再有人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二者间的关系显然没有过去紧密了。

    其次，信息技术对所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情报学也不例外。在创刊号上，也有像本所“计算机检索组”发表的《对微型计算机应用于情报检索的探讨》这样的涉及计算机的文章，但所占比例较小。那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情报学界的多数人根本没有任何接触计算机的机会。比如，1987年，当我所情报研究部（目前“战略研究中心”的前身）刚刚开始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工作的时候，总人数超过七十人的情报研究部只有两三台微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组的同志们用手工方式制作工作单，然后由专职录入员来录入数据，再将录入情况打印出来，由论文统计分析组的同志们核查，发现错误，再由录入员修改录入错误及其他错误。现在，每期学报上都有多篇以计算机处理或运算为支撑的论文，更不用说，每一篇投稿都是在计算机上起草的。这种变化不是鸟枪换炮，而简直是弹弓变成了原子弹！问题是，尽管计算机的使用如此频繁，计算机化的信息处理成了家常便饭，但是，我们对情报的认识真的比前人更深了吗？我们识别情报的敏锐度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第三，学报创刊时的活跃作者，有的迄今仍旧活跃，令人感叹。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有的已经去世，如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武衡（1914-1999），经济学家、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1918-2010）以及科学学专家赵红州（1941-1997）等；有的早已退休，如张钟和张保明（两人均为本所第一届研究生）。但是，在创刊号上与研究生同学匡兴华（后来担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共同发表文章《数学在情报学中应用的问题》（这也是创刊号上唯一一篇合著文章）的马费成同学（后来的武汉大学教授）迄今仍活跃在情报学研究第一线。我不免想到，如今的人员流动率那么高，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那么多，那么，目前在学报上频繁发文的研究人员中，到20年后（且不谈32年后）的2033年，还能剩几个人继续坚守在情报学阵地上？说真话，我很怀疑。可是，任何一个学科，若没有一批挚爱此学科的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是很难成气候，很难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的。

    感慨没有用，关键是行动。因此，站在马年的开头，我们情报学人需要快马加鞭。一是需要主动加强与友邻学科的联系与交叉，因为创新经常发生于边缘地带、交界地带。二是不要单纯被信息技术牵着鼻子走，只考虑如何应用新型技术；而要更多地从问题出发，然后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来决定选用什么技术，开发什么技术，争取做技术的主人。三是我们要带头踏踏实实地工作，不好高骛远，不见异思迁，并将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习惯、这样的精神传递下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不仅要表现在：年轻一辈获得了更棒、更多的研究成果，更要表现在：他们的学术追求比我们更坚定，步伐比我们更稳健，眼光比我们更长远！

13博士班苏静供稿 转载自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7620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