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馆长齐聚中山大学议事，话题不可避免地涉及高校图书馆和数据商的关系。

　　一时间，原本温文尔雅的图书馆馆长们群情激愤。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说：“大家对数据商极其愤怒，一致认为图书馆界必须发出强烈的声音，以矫正数据商的不端行为。”

　　数据商是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提供者。然而，高校重金购得数据库，却没有“购”得和数据商的良好关系。

　　“按说，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和企业，关系都不会太差。可是在数据库领域，高校图书馆和数据商却是矛盾重重。”程焕文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数据商的垄断利益。”

　　高校图书馆和数据商，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言，关系已被打上死结?

　　“数据库让我们欲罢不能”

　　赶在放寒假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雷礼宏利用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下载了几十篇论文。“这些数据库只有用学校的IP地址才能登录。假期要写文章，只能提前做好储备，免得在家需要用时无法下载。”雷礼宏说。

　　而从北京某高校毕业的韩东，毕业后一直选择在学校租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可以登录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享受浏览、下载论文的便利。

　　目前在国内，看论文最方便的途径，就是通过各校图书馆订阅的数据库。只需输入账号、密码，就能进入数据库，再在搜索栏里输入关键词，鼠标轻轻一点，成十成百的相关论文就会出现在屏幕上，用户可以随意浏览、下载。

　　“简直太方便了。”韩东说。学校在2000年之后购买了相关数据库，论文在网上一搜就能看到，需要的可以下载之后打印，一篇论文不过几毛钱。而购买期刊(尤其是外国期刊)不仅昂贵，而且一本期刊里有很多内容都是用不上的，性价比很低。

　　“数据商们有自己的营销策略。由于本身资源和使用方法的优势，他们很轻松地就培养了用户的消费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再想戒掉就难了。”淮海工学院图书馆馆员王启云说。

　　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爱思唯尔公司是世界出版业巨鳄，旗下有2500多种学术期刊，它的Science Direct数据库更是王牌产品，涵盖人文、社科、理工、经管等多个学科大类，号称“拥有世界1/4的科技与医学领域经同行评审的电子版全文”。

　　在爱思唯尔科技部中国区总裁张玉国看来，爱思唯尔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这些庞大的数字资源，更在于它提供的用户体验。比如，在Science Direct搜索文献时，某文章的被引用数量、引用人等信息都由一个文摘软件工具在一旁列出，用户可以随意点击查看。据介绍，在爱思唯尔的产品体系下，有100多个类似的程序。张玉国说：“这一系列程序和工具的开发，都旨在提高用户体验，帮助客户做出重要决定，提高生产力，增加科研成果。”

　　有人形容，如果说爱思唯尔已经拥有的文献数据库是巨大的宝库，这些程序就能帮助用户更快地发现宝库中的钻石。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说，尽管国内高校图书馆投入到数据资源采购的钱越来越多，“但不得不说，这笔钱花得值”。王启云说，高校搞学术研究，需要调用大量的文献做辅助和对比参考。通过数据库资源可以很方便地发现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研究方向、该学科国内外发展情况和代表性成果。

　　巨大的信息量、权威的论文、前沿的研究、便捷的方式……这些吸引着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图书馆纷纷投入数据库的怀抱。早在数年前，业界就有声音称这已成为一种“瘾”，有人说：“数据库让我们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是很难的。”

　　数据商为何没能落下好名声

　　然而，尽管科研人员、图书馆如此依赖数据库，提供数据库的数据商却没有落下什么好名声。

　　2010年以来，国内主要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购置费一路上涨，这固然和高校对数字资源的巨大需求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国际数据商巨头年复一年地涨价，也是费用飙升的重要因素，并且其涨价幅度，常常到了令高校图书馆难以接受的地步。

　　爱思唯尔是中国高校图书馆打交道最多的数据商之一。

　　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图书馆花在爱思唯尔数据库上的钱达到2600万美元。仅北大一家，在爱思唯尔的采购费用就从2008年的54万美元涨到2010年的61万美元。2010年，爱思唯尔公布2011―2013合同年的涨价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当时全国近200家用户要接受年平均涨幅达18%的价格。而爱思唯尔在2000年进入中国时，开出的价码仅是每校每年最少订购两万美元的纸质期刊，在此基数上再花3万美元左右，便可获得Science Direct的使用权。爱思唯尔在中国十几年间的涨幅，可见一斑。

　　除去最直接的涨价，数据商的一些销售策略更是让图书馆头疼，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捆绑销售。数据商常常将数字产品和传统的印刷版文献捆绑在一起。要想购买数据库，首先要订够一定份额的纸质期刊，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客户联盟，进行数据库的谈判。

　　如果一年后，学校想调整掉用不上的杂志，要先保证原有份额不变。也就是说，学校调整掉10万美元，同时还要再新订10万美元的其他杂志。武汉理工大学就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作为爱思唯尔的订户，该校在2005―2007合同期没有续订，2008年重新订购时，该校被要求必须把上一个合同期的期刊全都“补订”，而且还要按照大约年均10%的涨幅交费。这一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变。

　　科技期刊为数众多，为了对期刊的质量加以区分，学界建立了“影响因子”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高，期刊的影响力越高。数据商也瞄准了这个因素，采取了高影响因子期刊单独建库的方法，并标以高价。这样，原本完整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就被拆分成一个个单独的数据库，价格也随之提高。

　　此外，不向图书馆提供数据库的详细使用数据，也为业界诟病。程焕云说：“数据库买回来，我总得知道它的利用率吧?那我就需要它的下载量、浏览量、点击分布等一系列使用数据。可是数据商要么不提供，要么只是给你一个很粗略的统计。”

　　更有甚者，有的数据商还会向高校提供假数据。据程焕云介绍，陕西某高校自己开发了一套系统，统计本校数据库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关键指标比数据商统计的数据低了不少。“这说明钱白花了啊，使用率根本不像数据商说的那么高!所以它要捂住这些数据，不然你下一年还会买吗?”程焕云说。

　　图书馆和数据商围绕价格和使用权益的博弈始终未曾停止。尤其是2010年，由于爱思唯尔要大幅提价，一度引发国内33家知名图书馆联合发出致中国科技文献读者的公开信和致国际出版商的公开信，号召国内科技教育界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爱思唯尔，轰动一时。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数据商的形象在高校图书馆界欠佳。多所著名高校的图书馆馆长以“霸道、唯利是图”等词形容数据商，称“数据商想方设法赚高校的钱”。一些馆长表示，数据商的一些做法对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难堪重负的高校图书馆

　　数据资源价格飞涨，对高校图书馆究竟带来哪些冲击?

　　传统的纸质文献购置经费，一直是图书馆开销的重头戏。然而对高校图书馆来说，这一情况正发生改变。以复旦大学为例。2005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花费2053万元采购纸质资源，505万元用于电子资源，二者之比约为4∶1。2010年，复旦大学图书馆的3200多万元采购费中，2100多万元用于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升至1097万元，二者之比已缩至不到2∶1。2012年，该图书馆纸质资源经费为2813万元，电子资源经费则为1569万元，比例进一步缩至1.7:1。这仅仅发生在8年间。

　　根据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06―2012年，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由288万元下降到250万元。同一时期内，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平均值却由78万元涨至180万元。

　　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的经费长期处于“饥荒”状态。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对包括“985”、“211”及地方院校在内的586所高校图书馆进行的统计显示，2012年，只有10.2%的图书馆总经费达到1000万元以上，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仅为3.7%――这意味着，有86.1%的图书馆总经费不足1000万元，而总经费在500万元以下的图书馆，更是达到71.1%。

　　这种背景下，连续上涨的数字文献采购费用，使很多图书馆不堪重负。张波说：“数据库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国家对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增幅。连我们这样财政大力支持的高校都难以支撑，更不要说其他学校了。”

　　淮海工学院是一所有理工科特色的省属地方本科院校。2013年，学校花在纸质图书和数字资源上的钱大约是260万元，其中数字资源占160万元，仅购买爱思唯尔数据库(包括6个学科)，学校就得花80万元，这使得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购置经费更加吃紧。

　　数据商对数据库使用的一些限制，也令图书馆颇感无奈。

　　为读者阅读、查找提供便利，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为此，图书馆都会对纸质图书资源进行编目。对海量的数字资源，图书馆也希望进行类似的整合，这样，读者只需在搜索栏里输入关键词，就能在图书馆订阅的所有数据库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献。

　　然而，由于数据商之间的竞争，在和图书馆签订合同时，数据商常常要求图书馆不能作任何元数据的关联。不能关联元数据，图书馆便无法完成整合工作，于是，当读者搜索数字文献时，只能一个个点开数据库，然后在单个数据库里进行搜索，费时费力。

　　“每家图书馆少则有数种，多则有数百种数据库。无法整合资源，给图书馆和读者造成的麻烦是很大的。”王启云说，“数据商常常说客户是上帝，但是当‘上帝'需要时，却只能挨家挨户去串门。”程焕云说：“不能关联元数据，就如同不让图书馆给纸质书编目，这可是图书馆最基本的职能!”

　　价格、使用权益、更多的公共性……围绕这些议题，图书馆和数据商有打不尽的嘴仗，有人形容，图书馆是在花钱买罪受。

　　不过，数据商也有自己的理由。张玉国表示，专业出版商要创办新刊、管理投稿、管理和组织同行评审，还要对科研论文进行编辑制作和出版传播，甚至要做到长期保存，这些都需要成本。而在价格问题上，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今，在Science Direct上下载一篇文章的国际平均价格是2美元，而中国则只要47美分。因此，爱思唯尔曾经提出，要在2020年使中国下载文章的价格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这很快被国内图书馆指责为“不顾中国国情”。“个别数据商说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是个世界经济大国了。但人均GDP呢?我们的科技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科研经费完全没法和哈佛、剑桥这些学校比。”朱强说。

　　数据商对此也针锋相对。爱思唯尔有关人士曾指出，中国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入过低，增幅远低于研发投入的增长。一所英国大学每年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资约为110万美元，而同等规模的中国大学只花7.5万美元就能获得同样的资源。

　　在激烈争论的同时，高校图书馆界也采取了一些行动，试图扭转面对占有垄断地位数据商时的被动局面。DRAA(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图书馆如何走出不断掐架的困局

　　2013年12月，DRAA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关于Science Online(《科学》杂志的网络数据库)的集团采购谈判结束。北大图书馆副馆长肖珑发了一条微博：“今年(2014年)价格方案又很霸道，谈判组未能拿下。”

　　成立于2010年的DRAA，力图整合成员馆力量，加强谈判分量，确保成员馆以最优的价格引进海外数字学术资源。每逢重要数据库采购，DRAA都会推出某所成员馆作为牵头馆，组织数所图书馆组成谈判组，与数据商达成采购协议。其他图书馆可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联盟组织的数字资源集团采购。

　　肖珑是DRAA理事会理事，长期参与采购谈判，她透露：“美国科学促进会极其强势，其价格分级方案不合理，导致年年都有许多高校支付费用大增，美国科学促进会却只用一句‘全球政策'，拒绝谈判和降低涨幅。”

　　2010年的谈判曾让人心生遐想。在那场风波中，由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和爱思唯尔反复谈判，最终形成谅解备忘录。爱思唯尔将原定在2020年使中国的价格水平追平国际价格水平的目标，修改为2030―2035年，使国内图书馆得到喘息之机。

　　成立3年多来，DRAA在谈判上有得有失，有些数据库的涨幅被控制在当年物价的平均涨幅，有的数据库价格则始终谈不下来。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图书馆难以掌握主动?程焕文一语点破：“依赖性太大!”

　　科研人员的生存逻辑决定了他们对国际出版商的旺盛需求。评价体系使科研人员追求论文，而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由于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对于国内科研人员而言，既要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获得国际认可，又要掌握最新科研动态，形成对国际学术期刊的依赖无可避免。

　　程焕文说：“要想改变现状，根本出路在于拥有自己的顶级期刊和数据库。”然而受制于国内整体科研水平，这并非易事。

　　王启云则认为，图书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要唤醒用户和读者的权益意识，向数据库商讨权益的其实不该是图书馆，而应是作者和图书馆的用户。“图书馆现在受到数据商和读者的双重挤压。数据商要提价，图书馆抵制的手段除了谈判只有拒绝购买，但不买的话，读者不是骂数据库商，而是骂图书馆。”王启云说。

　　另一方面，当前高校图书馆建设本身存在的缺陷，也屡屡成为数据商突破的口子。

　　尽管已经有了DRAA，但由于国内存在为数众多的地方院校，总体而言，数据库市场并没有统一的采购标准和方式。同一个数据库，不同学校的采购价甚至能差好几倍。至于是高价还是低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采购力量的专业性和议价能力。

　　杨涛(化名)来自某中部省份的地方高校图书馆，曾多次参与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工作。杨涛告诉记者，数字资源涉及费用高，学校往往采取招标的形式。主管图书馆的校领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负责人都会参与其中。“名义上主要领导都到齐了，但是校领导和馆长却对数据库市场并不熟悉，数字资源采购负责人了解图书馆和用户需求，但话语权有限，在最后的评标环节，他也不参与，即便馆长也只是数个评标人之一，所以最终的决策权并不在图书馆。”杨涛说，“数据商首先是商人，他们的销售队伍是很精明的，哪里有空子可钻，就会从哪里下手。如果里面发生交易，是很正常的事情。”

　　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显示，2012年，500余所各级各类高校的图书馆馆长中，有75.7%的馆长的学科背景为非图书馆学，科班出身的图书馆馆长依然为少数。“图书馆发展到今天，对它的管理已成为一门科学。”杨涛说，“然而在一些学校，图书馆馆长的位置是用来调整干部让他们升迁或者等待退休用的。数据商很了解图书馆，不少高层管理人员或业务骨干都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对付图书馆很有一套。”

　　至少目前看来，数据商和图书馆的掐架还会继续下去。

　　然而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样的纷争多少有违人类求知的本意。

　　雷礼宏对导师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导师曾说，19世纪末自然科学大发展时期，很多科学家花费大量精力物力开展研究，却由于信息不畅，最后才发现早已有人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当时有数据库，这些浪费就不会发生。”导师说。

　　“科学家艰苦求索得到的知识，应该为人类的进步服务。把它们开放共享，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美好的未来。”雷礼宏一边说，一边娴熟地操作电脑，搜寻自己需要的文献。

　　屏幕上出现了长长的一列论文篇目，那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原文地址：http://www.sal.edu.cn/information-info.asp?id=4443）

（13博士班 张芳源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