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级单位组织开展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党日活动，内容可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作为一名老党员，身处其中，感悟良多。姑且学下火云邪神中的“标新立异”，换个新idea，谈谈抗日烽火年代的那些情报工作，以及鄙人的一些现代性思考，下面直接进入正题。

基本结论：一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情报工作成熟期的标志（非现在的情报工作），这个时期由于民族情结明显，情报工作进展很大并且卓有成效，为全国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PS：现代的情报工作由于信息网络化被泛化为“信息工作”了，但情报本源问题仍然及其重要。诚然，军事情报与现代的图书情报学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原理仍有异曲同工之处。现代的安全情报也在大数据化与智能化，与我们的情报学前沿研究如出一辙。在不久的将来，相信有那么一片天，容纳的下“二三子”――愿意奉献的情报人。

情报人员与机构：抗日期间，情报决策者为党高层指挥人员，而情报分析以小团体的集体式讨论作决定为主。（在许多人眼里，中共情报系统负责人是周恩来，其实是康生，具体见http://wenbei.blogchina.com/2554622.html）（PS：194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情报部的任务，性质，组织，计划》，决定由康生任中央情报部部长。）情报机构则包括中共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等，具体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情报系统》。

在实践层面，几乎每一场情报传输之战中，日本很多组织都潜伏有共产党间谍，他们在每次的捣乱活动策划中或多或少贡献出价值不菲的情报消息。当然，还有那些抗日情报站（根据地）的地下工作者们以及老百姓们，一样值得尊敬（一些作品也有所反应，例如，机智勇敢的儿童团员海娃躲过日本鬼子和伪军的重重阻截，为抗日游击队送情报的《鸡毛信》）。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人员也有相互交流与合作，如近期《伪装者》中展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殊死较量恰恰折射出这个层面的问题。

情报类型及传递方式：以人员情报为主，以信号情报为辅。情报收集形式多样，可谓巧中夺关键情报。情报直达决策者的形式多样，有通讯员私密报告、电话沟通、下级指挥现场汇报等。为了防止情报泄露，摩斯密码，化学药水显影之类的情报表现形式比较常见。需要指出，情报传递一旦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因此情报传递多以隐秘为主，为了防止执行任务中由于相关人员被活捉而导致的情报出卖现象（严刑拷打），上下级联络以间断式线性关系为主，以保障抗日情报以及党内部资料信息的安全。

武汉地区的抗日情报活动：当日本人占领武汉之后，汉阳兵工厂成为抗战的秘密联络点，各种情报和武器都在兵工厂被运往抗日前线。（见电视剧《汉阳造》：城市精神的艺术代言）

新华社的特殊作用：当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被敌人封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有关指示的传达，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与信息的交流，在极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新华社。（见《当代中国政府信息服务研究》）

和平发展来之不易。忆当初，抗日侠士打入敌人内部，殊死较量，艰苦卓绝。看今朝，各类突发事件、重大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近期法国恐怖袭击再次让人感受“世界仍然很不安定”。情报，似高大，似隐秘，似传奇，但不虚伪。真正的情报是与决策挂钩的，无论是个人决策、企业决策乃至国家决策，情报信息都有支撑作用，离不开这点，相信包老师的“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有得其希望。

2014博士班党日活动之感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