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对于文化行业有如春天。不久前，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成为其中重要部分。
这对于文化产业的主体――企业而言，意义非凡，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分享产业成长的盛宴，第一步就是转企改制。
转企改制难不难？难在何处？对企业意义何在？近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周百义提出了见解。
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长江商报：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到现在十年间，文化产业改革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周百义：从十六大开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一直在稳步发展，不断推进。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单位改革刚刚起步时，出版单位究竟如何改革，改革的路径怎么走，大家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认为出版社改革会危及上层建筑，会产生政治导向错误。但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先是出版社到底是企业还是事业的争论，接着是出版单位全部转为企业还是部分转为企业的讨论，再到后来出版社能不能上市的讨论。如辽宁出版集团成为中国出版上市第一股时，辽宁人民出版社就没有放进去，也没有转为企业。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时，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没有放进去。那时大家认为人民出版社承担有政治类出版物的任务，如果人民出版社也上市会丧失阵地，但是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上市的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也一起上市了。后来辽宁、安徽的人民出版社也陆续转企改制进入了上市公司。江西的中文天地、我们集团借壳上市就没有这些禁忌了。
长江商报：但是在百姓的意识中，文化部门还是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
周百义：其实我们现在的出版模式，是苏联的模式。从中国出版史看，从有了出版活动开始，出版社都是既有政府主办的，也有民间主办的。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出版只属于政府部门主管主办的，更不是什么事业单位。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是东汉发明了纸张之后的事情。如宋代的雕版印刷十分发达，其中既有官刻，也有坊刻，二者并存，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的近代出版，影响最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他们都不是政府办的，而是由股东自己集资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国外的出版社，大多是商业出版社，但有些公益性的出版，是由一些财团和基金资助的。所以，以史为鉴，出版能否繁荣，关键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拘泥于某些陈腐的意识。
转企改制 做好“人事”就成功一半
长江商报：在转企改制的过程中，什么是最难的？
周百义：人员的安置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组织者要考虑员工的忧虑，需要不断地了解情况，不断地与群众沟通，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在企业发展的前提下，为员工争取利益最大化。我们集团在这方面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变通方式。对于原有事业编制员工，退休后按照事业编制待遇补齐，而非事业编制员工，则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因为很多老同志，在岗的时候没有享受到企业的红利，退休后收入陡然减少，生活质量没有保障，我们转企改制要考虑事业的发展，也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员工利益。
长江商报：在这方面，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成功案例，值得分享借鉴的方面有哪些？
周百义：重要之一，是考虑员工的诉求，我们要将心比心体察员工。但这些诉求必须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因此要不断地跟上级部门沟通，争取政策，同时更需要反复做员工的思想工作，说明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改是不可能的。改革对提高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必由之路。改革中要体现“和谐改革与彻底改革相结合”的原则。人员这部分工作做好，转企改制就成功了一半以上。
既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要有社会担当
长江商报：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和作为企业的出版社，如何看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冲突？
周百义：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企业要不断地使利润最大化，资产不断增值。但是作为出版人，应该明白自己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体现了出版人的价值观和责任担当，所以，导向正确与否对于出版企业而言，也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出版社不等同于工业企业，也不同于商业企业，出版社生产的产品既有物质性，更附载有精神性，所以出版社可以直接为发展经济做贡献，也可以影响或决定读者的价值取向。 出版社转企后如何坚守社会责任，出版文化精品，是需要认真考虑对待的。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社出版学术文化精品，同时出版社也要考虑图书的结构，在出版大众化出版物的同时，适当比例地出版学术文化读物。
长江商报：在转制过程中，很多企业为了资金或者是发展，都会考虑引入战略合作者，但战略投资者，引入得好就是“天使”，不好的话就是门外的“野蛮人”，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周百义：按现行政策，出版集团、出版社上市融资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政策是允许的。但国家规定，出版集团或者上市公司要绝对地控股，其他部门或者民营的资本允许进来，但不能涉及出版的内容环节，出版社要三审三校，对图书的内容导向负有把关的责任。
发展文化产业要避免成为搞“运动”
长江商报：国家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对于出版产业意味着什么？
周百义：建设文化强国，出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这对于整个出版行业既是机遇也是一次考验。
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一句口号，必须狠抓落实。文化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它是一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我们不要将文化当成意识形态悬浮在空中，它需要我们通过提供大量优秀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产品来体现。
同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所以省里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调查研究，制订湖北文化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同时要将规划分解成项目，变成可执行的单元。项目要落实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单位和负责人的任用与效益分配挂钩。各单位对于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省里要由专职的部门每年做一次考核与调整，这样才不会使文化复兴流于形式，才不会成为运动式的阶段性目标。
长江商报：作为湖北最先转企改制的企业，在文化产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周百义：虽然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对于文化企业的生死存亡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文化领域，在当下转企改制的关键时期，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重要。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情，企业肯定是早改早主动，早适应，早发展。中部几个发展较快的省的实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首先要转变观念。必须在观念上从过去的“事业单位情结”中解脱出来，树立企业意识。所谓“事业单位情结”，就是“等、靠、要”，在心理上还依赖政府而不是依靠市场。
何谓企业意识？就是要实现资本最大化地增值，就需要从业者贴近市场，研究市场，为读者提供喜闻乐见的产品。这样，就需要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在内部组织结构上，在生产流程上，都要以市场为中心，体现效率，追求卓越。另外也不要认为转企改制只要办了工商执照，职工转换了身份就到位了。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有个积累的过程。包括资源、人才以及品牌等多方面的积累，不要想一蹴而就，改革是加速器，而不是万灵药。
湖北人往往是醒得早，起得晚
长江商报：与河南、湖南等中部文化大省相比，湖北的优、劣势是什么？
周百义：从中国的近代出版来看，湖北在中部应处于领先的位置，特别是解放之初，湖北武汉为中南区的首府，出版社最早成立，出版上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改革开放之后，湖北在发展上丧失了几次机遇。
目前就整体实力来看，湖北在中部处于较后的位置。但湖北有自己的区位优势、科教优势、资源优势以及人才优势，慢一点只是暂时的现象，发展有高潮和低潮之分嘛。目前我们的排位虽然稍后一点，但只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顺势而进，在未来几年赶上或者超过兄弟省还是大有希望的。
长江商报：湖北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质是什么呢？
周百义：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湖北人的文化性格，不少专家学者都展开过讨论。我认为，一个省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涉及到很多因素，诸如地理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等。同时，省域范围广，人口众多，文化性格中也有很多的层次和特征，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不科学的。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湖北曾是楚国的首善之区，楚人的“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和武昌首义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应当说是湖北人性格中的主流特征。但湖北人往往是醒得早，起得晚。楚国被强秦所灭，黎元洪为袁世凯所挟，虽有诸多历史因素，但说明湖北人缺少深谋远虑，有小聪明不能成就大事业。再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一站就到武昌，但这次南巡对湖北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就不及沿海省份那么深刻。这说明湖北人的性格与特质是相对比较保守，缺少担当与义无反顾。
同时，湖北省只有武汉市一个特大城市，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与文化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湖北人的特征，或者说广泛地影响湖北省整体的文化性格形成。如武汉是九省通衢，南来北往的人沉淀在此，带来了各自原有的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南越文化等。
武汉处于两江之间，开埠较早，商业文化，特别是码头文化一度占有上风。武汉较早有列强在此租界居住，西方的生活方式与管理方式也有留存；武汉高校多，知识分子多，学生多，读书风尚与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市民渗透。
所以，在武汉市，高雅的、西洋的、乡土的文化相互激荡，互为影响，形成一种“五味杂陈”的汉味文化。这种文化其中有负面的，也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通过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重构主流价值体系，重塑与改造国民性，使湖北人的文化性格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何燕）
周百义
1954年12月出生，汉族，河南商城人，武汉大学毕业。1969年10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图书管理处副处长，1995年9月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2004年9月任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省出版总社总编辑、党委委员。2008年6月任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作为出版人，应该明白自己对文化传承的责任。
文化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周百义
11出版硕士 李魏娟
